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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的天气很好,我们一早出发,在梅尔的欢叫声中去往她渴望已久的公园。
林肯公园比纽约公园还要大。光是在植物园区就花费了我们一上午的时间,吃过午餐后才去动物园。在普芮兹克家庭儿童动物园玩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接着又去动物农场,在那里梅尔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地喂小动物,她拎着一只装满菜叶的小挎篮在羚羊、小鹿之间欢快地跑来跑去,将卷心菜和莴苣之类的叶子递给那些凑过来要食物的动物。那时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父母坐在露天的咖啡座上,我和尼亚则时不时地给她拍上一张照片,但很快我们就将拍照片的事丢到一旁——我们没法跟上她的步伐,她就像只轻快敏捷的小羚羊一样在人群和动物之间窜来窜去,偶尔还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他们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最后我们只得放弃了,让她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去玩;父亲朝这边挥挥手,指指身边的空位子,于是我们走过去坐下来,各自要了杯饮料,一边跟父亲商议着晚餐要去哪个餐厅。
当我们终于觉得梅尔应该已经玩够的时候,母亲叫她的名字,可梅尔却迟迟没有出现。我们只得起身到那一群群聚集或分散的孩子们当中去寻找,男孩、女孩,金发、棕发和红发,我们找到了很多其他的孩子,却惟独找不见梅尔;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个小女孩踪影全无。
最先紧张起来的是母亲。在我们三个还在奋力寻找梅尔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哭哭啼啼地叫嚷着要报警。我们在管理员的帮助下,经过又一番无果的寻找后,只得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了。他们例行公事般地询问梅尔的年龄、模样之类的相关状况以及当时我们都在干什么。我觉得他们并没太在意,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就像在处理一桩简单的失窃案。
“或许只是走散了,”一个警察说,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公园太大,经常有贪玩的小家伙趁父母不注意溜走,然后大家花费很大力气再把他找回来。别担心,她不会丢的。”
另一个警察在安慰我的母亲,“别紧张,太太,我们一定把您的女儿带回来……”
还有一个警察则在询问父亲,“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哪儿?她在干什么?多久了?”
我神情烦躁地抽着烟,尼亚同样忧虑不堪,目光在周围的人群中游移着。
“你觉得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问,“这简直不可能!”
“我不知道,”尼亚不安地说,“也许她只是——走丢了。”
“是的,但这些警察干吗还在这里问东问西??”
他摇摇头,脸色苍白。“林肯公园真的非常的大。”
“那是自然,”我扔掉烟,狠狠踩着,“他们有的活干了!”
我以为这个过程不会持续太久。就像警察们所认为的那样,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相信的一样,我们确定梅尔只是迷路了而已,在这个占地五百公顷的巨大的公园里,找不到路,也找不到爸爸、妈妈和哥哥,但很快她就会被四处寻索的警察们发现,并带回到我们的身边。
可我们的想法似乎太过天真了。
你怎么能够肯定一个小女孩在这么大的地方来回走动,却没失足掉进湖里?没有被那些整天到晚四处游荡、毫无目标的杀人犯盯上?或者被某只动物袭击(可能性稍微低了一点,但也并非完全没可能,据说在某些国家公园每年都会发生游客被熊扛走的事)??……即使拒绝承认,但看起来这一切都最终指向一个可怕的结果——我们的小女孩很可能凶多吉少。
在梅尔失踪的第三天,这种焦虑情绪几乎让我们每一个都无法忍受。而警察的审讯似乎显得非常离谱,因为他们净是问些在我们看来不着边际的事,反复要确定能够确定的事实。开始有一堆警察乱糟糟地围在我们周围,有一两个主要的问这问那,而其他人则假装忙碌地四处走动,做着一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事;只有当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你才会开始憎恨这个体系的不健全和漏洞百出。还有某些混蛋似乎对此并不怎么负责的神态,让人火大——假如走失的是他们自家的宝贝,想必他们决不会就着一些根本没意义的问题问来问去。
父母为此深受打击、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花费大笔钱财在报纸和电视上寻找梅尔,愿意给任何能够提供线索的人以重金答谢,但打来电话的人寥寥无几,甚至他们所能提供的消息也实在不太可靠,还有好几个搞错孩子的。“对不起,我以为是那个棕发的小女孩呢!”
听起来还算靠谱的也完全没用:“她和一个金发(或者银发)的年轻人在一起……”
当对方看到我和尼亚时就会大吃一惊,“天哪,不就是你(你们)吗??”
找不到梅尔,父母坚持不肯回家。他们确定他们的小女孩就在这里,说不定哪天就会脏兮兮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扑进他们的怀里放声大哭——这样的信心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始终必须怀有希望,总有一天梅尔会出现,一个小女孩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这样凭空消失。
但是希望渺茫。
我们将整个公园的每个角落无一遗漏地寻找过来,每天奔波于警署和侦探事务所之间,花费不计其数的钱去刊登广告、发布启事、加酬金和雇佣探员,但这些钱似乎都白费了,都被打了水漂——大笔的钱撒出去,梅尔始终没有出现。有几个警官怀疑这个事故实际上是一桩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虽然迟迟还没有电话或通知出现(毕竟我家也有点钱,虽然不是巨富),也许歹徒只是在按捺住情绪、等待适当的时机而已,直到他们确定可以联系我们,才会以某种极为隐秘的方式找到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告诉他要提供什么样的赎金和条件。
我的父亲每天要接受十几次不同警察的询问(请问您在所居住的镇上有跟您家不合的人吗?请问您在镇上居住多久了?和邻里关系好吗?请问您的那个用品店是否曾经引起什么纠纷?请问您搬来这里之前住在何地?是否在那里有过与他人的矛盾?请问您的儿子是否与某些人产生矛盾?他的大学生活状况您了解吗?请问……),然后神情焦躁、满脸惨白地从不同的警署走出,步履蹒跚,姿态苍老,仿佛几夜之间就老去几十岁,而母亲更是一天到晚哭个不停,没完没了地告诉警察她的小女儿有多可爱、多听话、多讨人喜欢之类的——我相信这些并不能够保证梅尔回来得更早点(要是她能回来的话),我想她已经失控得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或者能说什么了。她反反复复只是强调她有多爱那个小女孩,“我的心肝小宝贝!”她哭着,伤心得不能自已,“她是那么的可爱!是哪个混蛋要伤害我的小天使?”
至于我,我的被询问次数也并不少于我的父亲,而且我恨那些问题。
“请问你在大学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是说,结交了哪些朋友?”
“请问你是否跟你的某个同学、朋友或其他人发生过争执?”
“请问我能否拿一份你的朋友名单?你认为他们有嫌疑吗?”
“请问你是否有吸毒或酗酒的习惯?或者——呃,其他的?”
我几乎是暴怒地吼着就算我穷死也不会绑架自己妹妹的事。
绑架亲生妹妹这件事很好玩吗?另外,我也不认为他们想要搞清楚我和尼亚之间的关系对于破获这桩案件有什么见鬼的用——朋友或男友有什么要紧?他的身份与此有关吗??
要不是当时我们四个人刚好坐在一起,他们一定认为我们当中缺席的那个就是罪犯。
“或者就是个别没有目标的罪犯,”他们只能说,“是纯粹出于作恶心理才这么干。”
其中某个警官尤其持有这样的观点,我想他是福尔摩斯小说迷,坚信着这么一条原理: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状况,无论剩下的那个有多荒唐,它就是真相(哪怕跟外太空有关)。我一点都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以及他的表情,那似乎只证明一件事:他永远是正确的。
“就是说,当发现梅尔失踪的时候,你们正坐在这里喝咖啡?”
“对,没错。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们一直坐在这里。”
“一直坐在这里?”这个深色头发的警官询问到,一旁的助手则飞快记录着。“你确定你们是一直坐在这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曾经离开过?去洗手间或者做其他事?”
“是的,没有,”我烦躁地答,“没有任何人离开。谁都没有。而且我想知道我们当中的谁这么做的意义何在?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绑架自己的孩子?还是我?我绑架自己的妹妹?——上帝。你不觉得这他妈的根本毫无道理吗?!……抱歉,能抽烟吗?”
那名警官看了我一眼,很轻地点了下头,“请。”他说。
他的不为所动的表情有那么几分尼亚的味道。但现在尼亚不在这里。我们被分别询问,父亲、母亲、我和尼亚,我们每个人都在被这些没完没了、令人头痛的问话折磨着。
我刚从口袋里掏出烟叼了一根,便听到他又在发问:“那个年轻人是你的同学?”
“呃,是,”我点头,但很快又意识到并不是,便本能地露出一丝犹豫的神色。
他马上抓住了我的表情变化,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提醒到,“你确定他是吗?”
“哦,实际上——实际上并不是,不完全是,”我说着,慢慢掏出打火机,皱着眉烦闷不堪地思索着尼亚身份的事,“只是朋友。我在纽约的朋友。我们关系很好所以——”
“能否讲一下关于他的情况?”他继续问,“如果方便的话。”
我耸耸肩,“我不太明白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只是一个书店的店员而已,另外我想说明的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而打扰到他,当时他就好好地在那里坐着,而且就像你刚才一直试图反复确认的——整个过程他都跟我和父母在一起。何况事发后他也没逃走。不是吗?”
“他很熟悉你的家庭情况吗?”那位警官充耳不闻地问。
我想了想,“不,我想——不太熟悉,”我说,“我很少跟他提家里的事。”
对方终于微微皱了皱眉,指节敲着桌子,声音极为缓慢,“你能确定?”
我点燃了烟,深吸一口,“是的,”我听到自己的回答跟着青灰色的烟雾一起飘出口腔,“我没有必要跟朋友将家里的一切摆得面面俱到,不是吗?而且他对这些也不感兴趣。”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交往的呢?”他问,“你们不是同学,对彼此也不感兴趣。至少他对你的一切并不太感冒,而你对于他的一切似乎也知之甚少。这似乎有点奇怪。”
我不高兴地扬起下巴,“你非要跟别人这样交往才算是交朋友?摆出自己的一切?”
他似乎有点为难,但还是坚持说到,“我们必须要确定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动机。”
看来他现在已经将目光彻底锁定在尼亚身上了。不过这也难怪,我和父母当然不可能有犯罪动机,唯一可能有的人只是尼亚。但为什么是尼亚?他明明那么喜欢梅尔,好吧,就算喜欢不喜欢跟犯罪动机无关,可他绑架梅尔有什么用?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有电话打来??
这根本还算不上一桩绑架案。很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走失案,或可怕的凶杀案。
“我们只是脾气相投,爱好一致,而且都喜欢看书,”我说,擦了擦鼻子,“一直交往得也不错,有时我会去他打工的地方帮忙,但我们几乎很少交谈,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看书。要是你觉得人们必须通过交谈才能成为好友,那么真抱歉,我恐怕跟你意见不同,我倒认为心灵方面的吸引更强一些。而至于这次到我家来过圣诞节,只是我的一时兴起而已,他原本就打算待在纽约,是我极力说服他过来的——所以他才会走霉运,碰上这种该死的状况。”
助手在沙沙记录着我的口供。那名警官则面无表情地盯着手里那份卷宗。
“他都给谁打过电话?”他缓慢地开口,“住在你家的期间?”
“没有,”我撒谎到,“他根本没有手机。他从不用通讯工具。”
但实际上他给埃勒打电话。有时也给尼克洛斯打,不过很少。他们只在通话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诸如这些日子在干什么、去了哪里之类。充其量他也只打过那么五六次而已。
他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你确定从来没有?哪怕一次?”
“是的,我能确定,”我不耐烦地说,“恐怕他都不会使用电话!”
“事情发生之后他说过奇怪的话或有过反常的举动吗?”他又问。
“我想没有,”我想着,弹了弹烟灰,“何况我现在感觉很混乱。”
“呃,对了,”他突然像又想起了什么,“你们两个住在一起?”
我盯着他。“是的,”我说,“为了节省费用。这有什么疑问吗?”
他同样看着我。“不,”他说,“没有。——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虽然他并未吐露任何,但他的表情已经足够明显。我们较量般地互相对望彼此,最后我说,“好吧,要是你非要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我的男友——不过你最好能做到保密,因为我父母还不知道这事。我还不想让他们这么快就面对这个事实,尤其在这种状况下;女儿走失,儿子是个同性恋,接下来他们就会发疯。”
他的脸上终于隐隐透出一丝通融之情,他客气地朝我点头,做了个尽管放心的手势。
我在警署外面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尼亚脸色惨白、步伐沉重地走出来。
我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样?看起来似乎不太好。”
他才发觉到我的存在。他似乎想要朝我微笑,却只露出一抹非哭非笑的古怪表情。然后他轻轻点了下头,转过头看着别处,但很快又转回来问我,“能给我根烟吗?”
我们回了酒店,父母的房间仍然空着;于是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
“你要吃点什么吗?”我问。
他摇摇头,回到自己床上坐下。
“真的不要吗?”我看看他,“喝点什么吗?”
他犹豫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摇了摇头。
我觉得根本无须问。我从冰箱里拿了瓶白兰地,打开瓶塞,倒了两杯。
然后我们坐在各自的床上,喝着那瓶酒,却连它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
“他们问你很多讨厌的问题吗?”我问,喝了一大口酒。我想起我们在郊外的那些日子——名副其实的烛光晚餐,而且还有玫瑰;冰湖上的钓鱼比赛,忘乎所以的酒会,很多酒。
“是的,”尼亚回答,轻轻抿了一口,“很多——我所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们总得找点说辞,”我不屑地哼了一声,“否则算他妈的什么警察?”
他满怀忧虑地看了看我。“我想他一定问过你很多关于我的情况。”
“嗯哼,的确是,”我摇晃着酒杯,“不过别在乎这些,反正他们找不到理由。你有什么动机要对梅尔这么做?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有那么点值得让人产生疑问,……呃,对了尼亚,”我看向他,原本想的很好的话却在说出口时变得吞吞吐吐的,“我——我告诉了警察你是我的男友,”看到他露出惊讶的表情,我马上又说到,“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就着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问个没完。你知道那简直要他妈的烦死我了。而且他似乎抱定我们的关系并不普通的念头。所以我说你是我男友。你也这么说,行吗?否则我们还得解释更多,你知道。”
“可他们真的相信吗?”他紧张地问,“就算他们相信,你的父母能接受这件事吗?”
“放心吧,我叮嘱那警官别透露这个消息,”我喝了一大口——就像喝水一样贪婪地灌着酒,“他会的——那个人看起来倒值得信任。这可是个重磅炸弹,他知道。而且他也知道这种关系对于案子也没什么影响,至少是你在这里的原因,否则你来的动机就很难说清。”
他没开口,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上的一块污渍,一声不吭。
“算了,别再提了,”我叹了口气,“反正他们问来问去也没有结果。”
他仍然没有出声。我相信很可能是那块污渍勾起了他的某些回忆。
“……你怎么了,尼亚?”我问,“你在想什么?”
好一会儿,他才抬起眼睛看着我。“禅定。”他说。
父母很晚才回来。他们疲倦不堪,几乎没说什么就回到了房间,并锁上房门。
我们不想吃任何东西,将那一瓶白兰地喝光后又喝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准备洗澡睡觉。我们都疲倦透顶,虽然此刻仍然焦虑不安,但看起来这已是能够重获平静的唯一方式。
我在浴室里待了很久。想着过去和梅尔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令我悔恨不已的给过她的无情拒绝——她只是个孩子而已,为什么我要因为麻烦而不愿意带她去钓鱼或者划船呢?而那一次,为什么我没有给她多买一份冰淇淋,让她伤心一整个晚上?另外还有——为什么我他妈的忘记了她的生日而跟朋友们喝酒到很晚,害得她守着蛋糕等了我足足四个小时?!
我是个混蛋。我不够宽容,缺乏责任感,甚至都没有耐心去照顾她的安全。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才从浴室出来。鼻子酸酸的。——我他妈的是个混蛋。
尼亚仍然坐在床上,盯着地板——就像仍未从『禅定』的状态中缓解。当我走过去告诉他可以去洗澡的时候,他简单地嗯了一声,但好半天才抬起眼睛。“你哭了?”他问。
我本想尽量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又感到虚伪;我说不出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他很快地站起身,“我去洗澡。”他说,然后不等我说什么就迅速冲进了浴室。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人。我是说,漫无边际的设想。
要不是尼亚在这里耐心地陪着我,我一定早就发狂了。
父母显然比我更加严重。这种焦躁的情绪导致我们不同的反常状况:父亲几乎总是不能停止手指的发抖,就像神经中枢遭受了某种伤害一样,他坐在那里就开始发抖,开始我以为他只在警察对面接受盘问时如此,后来发觉无时无刻他不能停止,站着,坐着,吃东西或者抽烟,甚至在睡梦中也是。而我的母亲,在一天接一天无尽的眼泪和懊悔中迅速消瘦下去,她仍然不能放弃跟别人描述她的女儿有多可爱,是世界上最听话的孩子,并且完美地继承了他们两个的所有优点,聪明伶俐、勇敢坚强,每当有电话打进来或者客房的房门被敲响,她马上就会抢着拿起话筒或是冲过去开门,“梅尔,是你吗?”然后再遭遇又一次失望的打击。至于我,虽然没有他们那样强烈,但成倍的自责让我倍感痛苦。假如当时我并没有因为厌烦而转身走开,而是一直留在那里看着她,就不会出现这一幕。然而没人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曾想到会在这次游乐中丢失梅尔。否则我们根本就不会来什么公园。
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一切的后悔、自责都无济于事,悲伤痛苦也于事无补。
每天早上我醒过来,先要抽一包烟,然后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所谓一天的生活,就是随时准备接到来自警察或某些热心居民的电话,再遭受又一番无用的折磨,像个小丑一样,被集体大众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地戏耍,最后什么结果都得不到,并且每晚难过得睡不着。
没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换了住所——酒店的费用很高,我们换了便宜的旅馆,日复一日地继续刊登广告,在整片地区寻找小女孩的下落。但几乎大部分警察都已经流露出这将又是一桩无果案件的情绪,调查下去并无意义,你没法在整个芝加哥、现在可能要延伸到整个美国去寻找一个五岁的金发小女孩。我想起埃勒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在这里,谋杀轻而易举得令人心惊胆颤,甚至没有动机——他们到处游荡,随时下手,没有任何线索。』所以你常会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巨幅的女孩照片,上面写着『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之类的话。直到此刻我才深刻地意识到,在这种问题上,所谓的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当确切地关乎人性时。没有人规定你不能无缘无故就杀掉一个陌生人,然后将他的尸体抛到无人能够找到的地方。
在美国,差不多每年有五千桩凶杀案悬而未决。一名警察如是说到。
在我们听来,这句话差不多就已经宣判了梅尔的死刑。我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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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9(23:40)|【MN】迷幻曲コメント(0)トラックバック(0)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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