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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点钟整,我在早餐桌旁坐下来,打开今天的晨报,一边拿起冒着热气的咖啡。克莱尔可爱的笑脸突然在我面前冒出来,“嘿,克里斯托弗,有个年轻人一早就要见你。”
“什么年轻人?”我摘下花镜,看着她,“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要去约会吗?”
“哈,别开玩笑了。我要跟黛西去湖边拍照,期待我们带些好照片回来吧。”
“我拭目以待。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他一早就等在门外了,大概只有五点钟左右,他说飞机是四点半钟到达的,花了半个小时找到这里,我打开门时这个可怜的家伙都快冻僵了!所以我把他带到屋子里……”
“天啊,克莱尔,”我皱紧眉头,“我跟你说过不要在半夜乱给陌生人开门。”
“哦得了爷爷,”她叫起来,“我已经在窗户里盯着这个倒霉鬼四十分钟了!我可不是小孩子,你该明白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有足够的判断力。我敢保证要是他有什么邪恶动机绝不会在外面冻上这么久。他想见你想得要死,所以你介意让他坐下来跟你一起共进早餐吗?”
“为什么他这么想见我?”我怀疑地问。
克莱尔给了我一个白眼。“也许是好奇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他不肯说。”
“可今天我还有安排。我必须要在晚上八点之前上飞机——”
“晚上八点,而不是早上八点,”她说,“你还有足够的时间。”
“哦,谁知道。我只是——呃,我可不想跟什么年轻人闲聊。”
“我知道,如果他不讨你喜欢,你大可以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
五分钟后,一个年轻人跟在克莱尔身后走进客厅里。他穿着件厚厚的夹克,牛仔裤,既没有系围巾也没有戴手套,也许来到这里之前根本没有调查过阿拉斯加的冬季,冬至已经到来,太阳藏在地平线下,每天都像暗中的漫漫长夜。也可能他毫不在乎天气有多恶劣。
“嗯,早上好,朗韦尔先生,”他拘谨地说,那张毫无修饰的脸带着毛头小子的懵懂和狂热,手里拿着一只棕色封皮的文件夹,“我是托马斯•戴维斯,很高兴认识您。”他走上前,紧张而迫切地朝我伸出手,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满怀热情地打量着我。“希望没打扰到您。”
“你已经打扰到我了,小伙子。今晚我要飞机,明天是我老朋友的葬礼。”
“谢谢,我会尽快,但是——呃,我想我尽量吧。”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我要快走了,爷爷,”克莱尔说,“我已经晚了二十分钟了。”
“路上小心,宝贝。”我说。
“非常感谢,克莱尔。”托马斯朝她挥手。
“希望你们谈得开心。”她朝我们笑一笑,消失在客厅的转角。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这个年轻人。托马斯•戴维斯。我在心里反复思索这个名字,考虑着与它可能有关系的名字,但没有任何线索。“也许你想先吃点东西,喝杯咖啡?”我问。
“谢谢,我自己来。”他连忙接过我拿起的杯子,倒了杯咖啡。
“那么,托马斯,你跑到阿拉斯加来找我要问些什么事呢?”
“我想问一些……呃,大约三十年前的事,”他耸耸肩,拿起膝上的文件夹打开,“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二年级的学生,正在做一项关于战后退伍士兵的生活,特别是关于战争后遗症的调查,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资料,一份是关于当初曾经引起整个社会哗然的《生活》杂志社摄影师连续杀害十几个日本人的报道,另一份是关于一个摇滚明星在日本的豪宅发生爆炸案的报道,”他将两份复印下来的报纸拿到我面前,1947年6月23日的社会新闻头版登载着一则连环杀手被处以死刑的报道;在1950年9月17日,则整版刊出发生爆炸案的豪宅残垣断壁的惨状。“1950年的爆炸案发生后,警察和各路记者以各自方式对此案进行调查,根据警方的探案结果,这起严重爆炸事故的动机是凶手的恶意报复,根据他们的描述,该凶手对曾经参加过二战却并不排日的比尔憎恨无比,当然对日本人更是毫无好感,这个人很可能是名美籍人士。警方审讯了与此案有关的每一个美方人员,甚至也包括您在内,克里斯托弗•朗韦尔先生。当时您正是这位明星——比尔•科尔曼的经纪人。”
我把这两份复印件拿到面前仔细端详,就像三十年前,我曾仔细地读过每一个字。这两桩案子在当初都曾沸沸扬扬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后者,尽管长达数年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我仍然记得那番不厌其烦、令人厌恶的审讯。而我轻松回击了他们咄咄逼人的质问。
“我不想侵犯任何人的隐私或权力,我也绝不会把这些写进调查里。我只是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突然对这两则新闻产生兴趣,所以这次拜访纯粹是私人的,绝无任何公开性质。”他谨慎地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许您愿意跟我共享一些您所了解的情况……”
“我不会将任何信息与不诚实的人共享。”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他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看着我,一抹心虚的神色迅速从眼底闪过。
“如果你能够坦白真实的原因,也许我会考虑跟你说一些什么。”
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小伙子不自在地耸耸肩,“好吧,也许——我知道我不该欺骗您,我愚蠢到以为这个借口很完美但看起来……呃,它蠢毙了。但你怎么知道?”
“除非你掌握了什么证据,没有人会把这两桩案子放在一起。”
“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两件事醒目得简直就像纽约的双子塔?”
“我说过不要再试图牵强附会,如果你还想继续坐在这里。”
“好吧好吧,”他立刻摊开双手乱摆,满脸彻底坦白的表情,“我是在公寓里——我现在租用的公寓里——发现这张照片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就是它。”
我盯着那张照片。两个年轻人挤在镜头前大笑着。
“我是在打扫房间时找到这张照片的,很巧我在其他地方见过他们两个,瞧,左面那个就是比尔•科尔曼,我现在还在听他的音乐,爆炸案发生时他只有29岁,太可惜了,否则他会有更棒的作品,当然,还有电影,虽然那时候电影不算多。而右面这个是诺森•诺兰。我在一次调查活动中——是真正的社会学调查活动,朗韦尔先生——我读了当时关于他犯罪的一系列报道,当然上面有一些照片,他被处以死刑时只有24岁,很年轻,不是吗?”
“这么说你现在住在格林威治村第三大街上的安•玛丽公寓里?”
“对,你一定很惊讶它现在还没被拆掉。现在它已经算是纪念物了。”他咧嘴一笑,又凑过来审视那张照片,“我在墙板的夹缝里找到了它,你肯定知道,那间公寓的墙壁上都是被粘贴过的痕迹,当时有人在墙上贴满了照片,后来他把它们全部清理掉了,但却漏了一张——直到三十年后被我无意中翻出来。瞧,我知道他们是谁,我对这种巧合感到惊异。所以我开始调查当初的情况,我想也许新闻里隐瞒了什么,或者记者们压根也一无所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呃,或许只能算是二手资料的消息,有人宣称当晚诺森的幽灵曾经出现在比尔的豪宅里——诺森•诺兰,就是之前因为杀害十几个日本人被处以死刑的那位摄影师——传言称是此人的幽灵对比尔痛下杀手。根据那些传言所说,比尔的亲日行为甚至让诺森不惜从坟墓里爬出来将他推下地狱。当然很有可能这不过是些无稽之谈……”
“毫无根据,诺森早就死了。”我说,“人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下可能会产生幻觉。”
“我知道这相当不可思议但是……”他顿了顿,“也许他并没有死呢?”
“谁?诺森吗?”我盯着他,“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
“呃,我不知道。当然,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我只是觉得——嗯,有人看到了诺森的幽灵,也许他们看到的就是诺森,或者有人——对了,有些说法是凶手冒充诺森的样子去对比尔实施谋杀,这样既能说得通又能隐蔽自我,说实话,要确是这样,这人的确成功了。”
“我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尽管也很难以理喻,但至少在常理范围之内。”
他尴尬地笑笑,抓抓头发,“我想了无数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紧紧抓住这个毫无常理可言的小道消息不放,我觉得——我觉得比尔的爆炸案事有蹊跷,我相信这不是我的幻觉。我宁可相信诺森的幽灵这个说法。但朗韦尔先生,你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一切。”
“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人多,”我平静地说,将复印件和照片放在一旁。“我只是孟菲斯唱片公司的经纪人,并且刚好签到了比尔•科尔曼而已。当然,之前也正是我在酒吧里发现的他——我认为这个歌手很有潜力所以极力推荐给老板。比尔到唱片公司试唱了几支曲子,立刻被老板看中了,公司跟他签了约。这就是全部。除此之外,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在那时他已经认识诺森•诺兰,并且跟他是不错的朋友了,是吧?”
“根据你的调查,可以这么说。”我盯着他。“直言不讳吧,托马斯。”
他脸红了。“好吧,我做了一点小努力——比尔•科尔曼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过太平洋战争,曾在瓜岛、贝里琉岛和冲绳岛作战,诺森•诺兰则是当时的战地摄影师,所以他们那时应该就是朋友了,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呃,您可以直接叫我汤姆。”
“你调查得没错,所以,汤姆,这里还有什么让你想要探究呢?”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们特定的某些目的,比如,呃,”他不安地看我一眼,“也许这么说也许毫无道理,但或许他们只是因为一些私人的想法和动机之类的?”
“你是说,他们这么做纯粹出于一些私人性的计划?”
“可以这么说,我大胆猜测,或许这只是个计划——”
“我假设你读过一些战争史和战争小说,看过一些摄影师的照片,虽然我不能保证你能完全理解那些陷入战争泥潭的年轻人们,至少你该明白,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就冒出杀人的念头。”我顿了顿,“你可以认为我在维护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我的孩子,我必须这么说。”
“我读过科尼利厄斯•瑞恩、赫尔曼•沃克、李•哈特和海明威、塞林格,我也知道罗伯特•卡帕和桑格塔,我尽力去理解那些战士,但——呃,我要说的是,我想我现在探讨的不是战争创伤,或者战争后遗症,而是关于比尔、诺森直接的一些私人性的事务,”
“那么你探究这些私人事务的目的何在?”我问。
“我不知道,”他耸耸肩,“也许只是好奇。”
“这说法不十分令人信服。”我说,“为什么你要找到我这里呢?”
“他们都死了,”他看着我,“我想你也许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个人。”
接近真相?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自从我改换了身份,在阿拉斯加定居下来后,我相信自己已经摆脱关于纽约的一切了。那段战后时期的混乱生活,那两个年轻人,他们特立独行的言行和死亡。他们的所作所为曾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最后仍被淡忘。而这个刚刚进入大学不久的二年级生,不知道他到底要追究的是怎样一种真相,或是事实。
“你应该让死者安息。”我叹了口气。“好吧,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你所知道的他们的全部,”他狂热地看着我,“你所能告诉我的。”
“也许我所说的并不属实。你要保证不会让我们的谈话流入社会。”
“我发誓,”他坚定不移地说,拿出笔和记事本,“可以记录吗?”
“可以。但我先要提醒你,我所说的只是我能够告诉你的。”

据我所知,诺森是家中的幼子,他上面有还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家族是从伦敦迁移到新大陆的首批移民,并随着美国第一波淘金热抵达中西部,在原先渺无人烟的地域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随着金矿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在那片地区繁衍生息,而这个家族则成为美洲大陆上最为古老的家族之一。家族繁衍到诺森父辈这一代,一战的爆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兄弟四人都参加了战争,只有诺森的父亲生还,并继续到军校进修,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为政府效力,凭借战争期间的英勇卓越和出色的指挥能力官居要职。
父辈总是期待子女能够继承衣钵,诺森的父亲也不例外,三个儿子全被送入军校,唯一一个女儿也嫁给一个军官——这几乎是个完美之家,除了最小的儿子诺森,看上去完全是个废物。诺森与他的父亲关系极差,虽然他头脑聪明,但社交能力却极度低下,根本没有能力完成他父亲为他规划好的仕途之路,相反却总是搞得一团糟。他的父亲对这个毫无可能成为大器的儿子感到恼怒,他花钱送他上最昂贵的学校,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穿着比自己还值钱的衣服,享受在这个家庭所能得到的所有优越待遇,换来的却是他时常心不在焉地在课堂上走神,对着天空或一朵花、一只猫发呆,挨了不计其数的巴掌却毫无起色。当某天藏在他书桌里的关于一个男孩的照片被父亲发现后,诺森被果断地送进了与外界隔绝的疗养院里。在那里被关了整整四年之后,他逃了出来,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始终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诺森•诺兰只是个假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甚至连比尔也不知道。
从疗养院中逃出后,诺森无家可归,只好去征兵处报名,在那里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新兵训练,之后便被派往珍珠港。那是1941年11月,珍珠港尚未被袭击,美国仍沉浸在看上去一派和平的假象里。一个月后,12月7日,当诺森正拿着一台从海军那里搞来的照相机四处寻找可拍摄的场景时,日本皇家海军的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发动了袭击,现场一片混乱,人们在惊恐万状地尖叫、哀嚎和逃跑,诺森却无动于衷地站在滚滚浓烟里拼命按下快门。
战争爆发了。诺森因为这些照片被送上另一条道路,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
那时他只有19岁,甚至没有上过大学,脖子上挂着老式徕卡相机,和一群二等兵挤在希金斯登陆艇上,去势汹汹地驶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前面就是将要战斗的岛屿,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敌人正在对岸严阵以待。登陆艇随着汹涌的波涛上下颠簸,摇摇晃晃冲向海岸,海浪冲上来打湿了战士们的头盔和衣服。艇上的年轻人大多是首次参战的新兵,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就被派上战场,他们背着沉重的装备蹲伏在艇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祈祷。诺森只是沉默地抱着相机,盯着脚下。他身边的一个士兵突然俯身呕吐出来,弄脏了他的靴子。当诺森抬起眼睛看向对方时,那个人只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嘿,你是摄影师?”
诺森点了点头。“对,”他简短地回答。
“哦,那真不错,给我多拍些镜头。”
“祈祷你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对方恼怒地瞪着他,但很快就大笑起来,整个艇上的战士们都在侧目。“听着,伙计们,能够活下来的家伙可以得到一套全套的摄影特写!为了登上杂志封面,我们可得活下来!”
比尔是跟诺森说话的第一个人。在冲锋时,他在他耳边咆哮:“跟在我后面!摄影师!”诺森紧紧跟在他身后,随着第一波登陆军冲上海岸,而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悲惨地死于流弹。幸运的是,他们并未遭到过多抵抗,当战士们开始坐下来休息时,诺森发现很难选取角度,因为没有人在作战,看上去一派懒散景象。这时比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卷叼上,一手扶着枪,一手翻出打火机点燃,抽了起来。他倚着树干,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
诺森终于找到了切入点,拍下了登陆瓜岛的第一张照片。
比尔转头朝他比划出一个胜利的手势。“把我拍得帅点!”
诺森在整理胶卷时把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寄送到纽约报社和杂志社,另一部分则被装在防水的烟草袋里,随身携带。他暗中将比尔作为战争中的题材之一,拍下比尔战争生活中的每个侧面和每一角落。在诺森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他已在收集比尔的一切了。为了能拍到最好的照片,诺森始终跟战士们过着出生入死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交到一大群朋友。大部分时候,诺森根本不开口,只是一心拍摄。拍下所有交锋、攻击、休息、侦查和待命的场景,当受伤者躺在担架上痛苦地呻吟和哀嚎时,他也会走进去拍上一通,不管里面的人如何破口大骂。他跟着巡逻队一起到丛林里去侦查,或者伏在战壕上将镜头对准正在朝这边猛烈开火的敌人。他并不在乎死亡,压根也没在乎过,所以他不会像其他摄影师那样远远躲在战场的角落,拍下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但是,当然了,从长远看,一个摄影师应该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再搞定照片——毕竟死人无法拍照。但诺森从未将这些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他只想拍照,而且他信奉罗伯特•卡帕所说的,「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有一次当比尔问起他为什么要为几张照片这么卖命时,他以此作答。
比尔用一种说不清是钦佩还是嘲弄的目光看着他。“你知道这会大死亡机率。”
“哦,随便它。”诺森漫不经心地回答,一边挖着罐头。
“我想是个人就该在乎自己的生死。”比尔说。
“那要看他是不是值得。”诺森头也不抬地答。
“你觉得自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还好。至少我还能拍一些照片。”
“真希望我回国时已经是封面明星了。”
“如果你能一直坚持活到战争结束。”
“嘿。我说——你说话总是这样不考虑他人感受吗?”
诺森抬起头。“很抱歉让你感觉糟糕。”然后他起身走开了。
但比尔并不介意他的直言快语。比尔让他感到交往也并非都是那么复杂,尽管他总是因过于直白而显得出言不逊,但对方从没为此跟他争吵过,而在他人那里这似乎是常有的事。当其他人在遭受苦难和煎熬,你却拿着相机四处拍摄时,很难不引起叫骂。不过,当战士们打了胜仗欢欣鼓舞,或是把星条旗插上已经占领的岛屿时,他们就会极度渴望拍下这些了。
在岛上,诺森患上了失眠。
机关枪和炮弹轰鸣在耳边穿梭不断,头顶炸开五颜六色的拖曳弹,身边总是有受伤者在痛苦地呻吟,或者夹杂着远方敌人的叫骂。这一切都令人难以入睡。他常跟比尔躲在一个散兵坑里,一边交替放哨,一边拿着相机随时准备抢抓镜头。他们教会他使用机枪和刺刀,他能像医务兵一样帮受伤的战士包扎,有时也会取代通讯兵的任务,甚至侦察兵。战争将每个人都变得无所不能。然而,饥饿、疟疾、困倦、潮热的丛林和歇斯底里的日军,这一切折磨着每一个士兵。当有人叫喊着他们不过是群无谓的牺牲品时,最坚强的人都会陷入沉默。
“那些发动战争的人,”一个士兵恶狠狠地说,“从不会他妈的踏上前线!”
事实就是这样。战士们就像那些子弹、枪炮和舰艇一样,随时在被消耗。
诺森拍下了大量战士们消极懈怠的照片,他不知道这些是否会被报社采用,还是被直接扔进角落。同时,他也在坚持记录比尔的每一瞬间。埋伏,射击,争吵,休息,睡觉,抽烟,喝咖啡和聊天,各种各样的神态和动作,比尔占据了胶卷中的三分之一。比尔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诺森记录的中心,他以为他只是在随意拍照而已,诺森整天到晚地举着相机。关于这些照片,诺森压根没考虑过将会拿它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开个私人摄影展,如果比尔不会为这事跟他暴跳如雷的话,很有可能还会带来不错的收益。但那都是以后的事。诺森喜欢拍摄大伙读着家信和拆包裹时的场面,经过种种艰苦的战斗之后,战士们收到信件和礼物时的气氛往往最动人,尤其是在圣诞夜晚。但唯一的美中不足是,比尔从没有过邮包。
诺森希望弥补这一缺憾,好让照片库更完整。“你可以拿一封,假装在读。”
比尔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他。“为什么?——你很清楚我没有任何来信。”
“为什么你从没有信?”诺森问。
“你也从没有来信,不是吗?”
“我已经跟家人断绝了往来。”
“至少你还有家人,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诺森尴尬地别过头。“忘了我愚蠢的提议。”
所以比尔从未收到过任何只言片语。当其他人拆信件和礼物时,他装作对那毫无兴趣,然而傻瓜都能看出,他有多慕那些能收到来信的家伙,哪怕只是张明信片。比尔不会承认这些的。诺森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而这个愿望直到1944年6月才实现。他被派到诺曼底战场去拍摄盟军登陆的照片,在那里,他给比尔寄了些照片和食物,香烟、巧克力糖一类的,还给他写了封信。他希望这能让比尔高兴点。后来比尔在回信中说,他几乎欣喜若狂。
此后诺森一直留在欧洲战区,拍下了最后的每一场战役,直到柏林战役结束,并迎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胜利到来的那一刻本应是欣喜若狂的,但士兵们却并无太大感触——他们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比起各国的举国同庆欢声雷动,每个人都是一脸麻木的神色,似乎它一直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在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后,悄无声息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之后诺森回到纽约,因为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生活》杂志社的接纳,而比尔却因为计分不够无法退役,转而被派往中国执行任务,在那里逗留了一年之久,才回到美国。
起初,诺森始终与比尔仍保持着通信——从他去往欧洲战场开始,他们就以信件联系,但没多久就慢慢中断了,也许是无话可说,或者情绪低落,总之他们断掉了联系。唯一剩下的只有满墙照片,有二三百张;诺森将比尔的整个战争期间都贴在墙壁上,日复一日,看着这个身影在他眼前抱怨、叫骂、大笑和痛哭。吃东西,抽烟,睡觉和战斗,浓密的硝烟遍布在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里,背景模糊。比尔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在他背后是成千上万更多的士兵,他们所有的情感和经历似乎都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找到,它们代表了一种共性。
在长久凝视着这些照片的背后,诺森开始感到虚无。感到自己此刻所做的一切因为缺乏一种目的性而显得虚假,找寻不到意义。当他走在街上,不知道该对什么按下快门时,或者站在已被安排好的场合里,对着被布置妥当的一切按下快门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假设这只是不足为怪的过渡阶段,相信自己最终会摆脱这种匮乏的约束,重新找到感觉。然而这个过程漫长持久,贯穿每个日日夜夜。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他问自己要做什么——去完成另一个任务,还是专心去寻找什么。而在做出选择前,他通常已经走在去往杂志社的路上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诺森都在不知所终和自我否定里渡过,虽然生活照常继续,但他感到自己只是在随波逐流,漂向一无所知的远方。直到他再一次见到比尔。那是他们分别了三年以后。仿佛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诺森已经淡化了这个曾经真实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的人,关于比尔的一切都简化为墙壁上的表情和动作,虽然每天都与比尔朝夕相处,却毫无真实感。
那天下午,诺森刚完成一个拍摄任务,疲倦燥热,当他站在冷饮店的柜台前,不耐烦地等待前面的一个男人挑选冰淇淋时,前面的人刚好转过头——那张脸显然是比尔无疑。
比尔很吃惊,但却不假思索地叫出了诺森的名字,让诺森十分意外。
他以为比尔早将他忘到了九霄云外。
他们开始坐下来谈话。谈到那些中断的来信时,比尔不自然地笑了笑。“我想你一定不喜欢跟我交谈,”他说着,从烟盒里抽出第四根烟,“我说话很没趣,不是么?而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你寄了很多照片,所以我想,或许是因为你感到没什么好说才选择寄照片给我。我喜欢那些照片。它们看上去有种很难说的特殊味道。但我很喜欢,我一直都保留着它们——如果不是那些照片,我可能会忘记你。噢,说真的,真高兴又看到你。”
“我只是觉得用照片更容易表达。”诺森说。
“或许是我误会了。”
“你该把或许去掉。”
比尔瞪着他,然后再一次愉快地咧开嘴。“那么,你现在怎么样?”
诺森耸耸肩,“工作,赚钱,散散步,看看书。没什么特别的。当你看到我的时候,就看到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报社的报酬还可以,真庆幸我没再经历过战争里的饥寒交迫。”
比尔的手指敲打着桌面,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真不错啊。”
“哪里不错?”诺森摇头,“每天早上醒来,我只想去死。”
“我该问为什么吗?”他很快地弹了弹烟灰,移开目光,“算了。我不想当个人见人烦的好事鬼。实际上你已经过的很好了,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只是看起来很好而已。”
“噢,相信大部分也都会这么说。看起来很好,看起来还行,看起来不错,看起来——好像我们他妈的是一群只长着大眼睛的无脑人。”比尔说着,怪异地笑了一声。
“你呢?你现在在做些什么?”
他垂下目光,“四处干干,打些零工,没有固定。”
“噢——那很自由啊。”诺森努力装出欣的口吻。
比尔扬起眉毛,很快地扫了他一眼。“你以前似乎不是个虚伪的混蛋。”
诺森楞了一秒,立刻感到脸颊发烫。
“抱歉,我不该这么说。”比尔很快地说,一边在盘子里熄灭烟头,站起身来。“算了,在我毁掉这番谈话之前,我想我还是抽身而退更好。说真的,很高兴今天碰到你。”
诺森目瞪口呆。“什么?”他问,“你要走了?”
比尔只是勉强一笑。“我为我刚才那句话道歉。”
“该道歉的是我,”他慌忙说,跟着站了起来。
他看着他。“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改变,对吗?”
诺森感到整个人都在垮掉。“那不是我的真话。”
“算了,别这样。你的公寓在哪儿?远吗?”
诺森有些迟疑,他考虑比尔对墙壁上那些照片将作何感想。
“那就在外面走走吧。”比尔又恢复了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只是短短的十几分钟,诺森意识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实。比尔不喜欢虚伪、敷衍和故弄玄虚。他不想成为他鄙视的那种人,而且,很古怪地,他承认比尔这种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他面前,一切掩饰和欺骗都毫无存在的必要与意义。这种感觉就像找到了同类。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来吧,比尔。”
公寓并不远。二十分钟后,他们已经站在诺森那间寒酸的独居里,任由比尔惊讶地凝视着他自己的个人展览。足足有十分钟,他一言不发,只是观看。当他开口时,诺森早已感到口干舌燥,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乱成一团的脑袋里此刻在想些什么。
“拍得不错,”比尔说,“我都觉得自己像个他妈的英雄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我不过是拍出了你的真实一面而已。”
“你从没把这些交给报社什么的?”他问,“我能抽烟吗?”
“随你的便。这些照片是我的私人物品,我没必要上交它们。”
“看上去真的很不错,说实话,我没想到自己看上去是这样。”比尔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烟盒,仍然不错眼珠地盯着其中一幅喃喃自语,“天啊。我几乎认不出自己。”
“希望你不介意。”诺森尴尬地耸肩。“没经过你的允许就——”
“哦,你可以假装它们是公共财产。只是没被杂志社采用而已。”
“是啊,这样我就觉得好多了。”诺森点头,忍不住笑了起来。
“真难得,”比尔说,“这是你见到我以后最真实的笑容。”
“你很怪,知道么?”诺森仍然笑着,“而且真是个混蛋。”
“我一直都是个混蛋。”他漫不经心地说。
这次意外相遇让他们重拾友谊,他们又恢复了交往,但也只是偶尔见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那时比尔还是个司机,每天开着货车运送木材,一天结束后,他常一个人到酒吧去喝一杯,看脱衣女郎或是唱歌女郎表演。烂透了。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他的生活就是“烂到底的悲剧”。一天晚上,唱歌女郎因生病没有到场,比尔在闲极无聊之际,走上台在乐队的伴奏下唱了一曲,却深得酒吧老板的欣赏,愿意给他每晚二十块钱的演唱费,于是比尔辞掉司机的活,开始了演唱生涯。在那之后没多久,他就被我发现,并被送到真正的舞台上。
诺森在比尔面前感到轻松自在。在离开战场进入社会后,他曾一度觉得自己是个被社会彻底修整过的世故者,一个没有特点的人,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子。连他拍得那些照片也是。没有特点,没有生命。比尔总会对他的作品直言不讳,他很直观,从不掩饰。当对方一张张翻看着他的作品却不置可否时,诺森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他知道那些照片相当令人失望。比尔眉头紧皱,显然他也不认为这是好作品。“真实的反映总比刻意的虚伪好。”他说。
“我所拍的都是真实的,”诺森说,“那些历史时刻、生活片段或者某些人……”
“你误会了,”他打断他,“我指的是那些能够引起你内心共鸣的东西。”
也许正是这句话导致了诺森后来步入失控的境地。
一天晚上,诺森正在挑选一组反映人贫困生活的照片,突然接到主编威尔逊•希克斯的电话,叫他立刻到第117大街拍摄一组凶杀案的现场照。诺森去了,抢拍到了那里血腥恐怖的一幕。被害者是个日本人,喉咙处被划开一个深深的口子,血喷溅出来,精致的西装被染得一塌糊涂,墙壁和街上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死者眼睛大睁,一副惊恐万状的模样。
比尔在诺森的公寓里看到那组照片时,立刻声称这是最棒的作品,让他透过镜头感受到拍摄者的冷漠的愉悦。他古怪地笑笑,问诺森是否在拍摄时有种快感。诺森只能耸耸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的确有种快感,难以名状,血液奔涌,就像在岛上经历生死之劫那样,敌人的尸体和血让人兴奋,无法控制自己狂按快门的冲动。虽然不想在比尔面前承认这些,但对方直勾勾的盯视让他很不自在,最后他承认了。“我希望这人死时承受了足够的痛苦。”
比尔畅快大笑,把报纸丢在一旁。“这不过是个狗杂种。”他轻蔑地说。
警方没有查出凶手。也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想费力去查——虽然战争已经结束,很多美国人仍痛恨日本鬼子,恨不能让他们灭绝,甚至比战前更甚。那些失去父兄儿子的家庭在看到报道后几乎没有掩饰心中的快意,更没人诅咒凶手。凶手只是犯了个无关紧要的错误。
没多久,诺森又去拍了一组发生在麦迪逊大街拐角的车祸现场,死者仍然是个日本人,几乎被撞得血肉模糊,诺森坦然拍下各个角度的照片,比起岛上惨死的战士,上帝对待这个家伙已经够仁慈了。主编对他的作品表示十分满意。“战争的确对你有所帮助,不是吗?”
但社会上并非总有凶杀案发生。
接下去是好几个月的沉寂,诺森再次感到了在拍摄上的空虚和乏力,比尔戏谑地宣称,他应该到警察局专门拍摄现场。“显然这是你的领域,在凶案拍摄上你完全游刃有余。”
“或许吧。我可没有进入警察局的机会。”诺森失望地说。
比尔大笑起来,“每个摄影师都应该会布景,不是么?”
也许比尔只是说句玩笑话,但诺森却当了真,他并未经过太久考虑,就开始投入于策划一场真正的谋杀。虽然诺森始终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战争,但战争教会他的不止是对着鲜血淋漓的场景拍照,更教会他如何制造和坦然面对,甚至毫无心理障碍。就像一个士兵在面对大学为这些退伍军人开设招生课程时所说过的,“我只学会了杀鬼子,而且相当擅长。”
借工作之便,诺森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拍摄第一时间的现场,又不会引人怀疑——警察们几乎怀疑不到待在现场的摄影记者头上。这给了诺森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在一周之后,他手刃了第一个日本商人,就在他所住的那条街道上,这样他可以有个完美无缺的守在现场等着警察到来的借口。当警察们来时,诺森已经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谋杀。
一个月后,当第四起死者仍是日本人的谋杀发生时,无论是报社、警方还是大众,都已深信不疑这将是一组连环凶杀案。凶手似乎已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恨不能将之斩尽杀绝。现在,开始有人对日本人痛下杀手,这一举动立刻获得了两派呼声。反对者认为这无异于又一次血腥宣战,赞同者则煽动所有美国人都将日本鬼子消灭。这些日本人刚在战后被从集中营一样的村落里放出,又陷入一场恐怖屠杀中,不少人惊慌地逃回了本土。
起初比尔并不知道这些凶残的行为出自诺森之手,因为诺森看起来根本不像个杀人犯,他文雅、瘦弱,看上去就像那些教养良好的富家子。然而在一次闲聊中,诺森坦言了自己的罪行。“我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直到被抓住为止。我恨日本人。而你呢,不恨吗?”
“当然,恨透了。”比尔说,还处于惊讶中,“但你能坚持多久呢?”
“我不知道。坚持到最后一天,我只是想从他们身上寻找灵感。”
“见鬼,这主意真是太妙了。说真的,我简直都有点崇拜你了。”
“这的确是罪恶的,”诺森低声说,“但我控制不住。我迷恋它。”
“这根本算不上罪恶,比起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这根本微不足道。”
“他们最好不要投降,”诺森说,“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斩尽杀绝。”
“哦,那可是我说过的话,坏小子。”比尔大笑,“我会告你侵权。”
当初比尔曾在给诺森的信上说过这句话。那是在冲绳岛上,一个士兵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上告知他的弟弟不久前刚死于大西洋战场,被日军的神风特攻队击中战舰而亡。那个士兵绝望至极,茫然地问为什么日本鬼子不肯投降,宁可为罪恶同归于尽。比尔冷笑着告诉他,“他们最好不要投降,”他把这句话写在给诺森的信里,“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斩尽杀绝。”
比尔并未向警方揭发诺森的罪行。事实上,他还蛮喜欢诺森的想法和行事风格,甚至对他的这些作品赞不绝口,认为这些才是真正具有震撼力与真实感的作品。“我喜欢,”他说,“每一张都像艺术品。我打赌这些照片会在日后卖出天价。你一定会出名的,诺森。”
“是啊,”诺森一边将这些照片分类一边说到,“但愿那时我还活着。”
他们用这些照片替换掉墙壁上的那些,整日与血腥和痛苦朝夕相处。
罪行持续了一年半左右。将诺森送入牢房的是掉在现场的军籍牌,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即便在战争结束后,诺森也从未将它摘下过,现在却因为这个倒了大霉。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很快锁定目标并最终逮捕了诺森。在尚未来得及收拾的公寓里,他们看到了满墙满壁令人胆战心惊的现场凶杀照,而诺森仍若无其事地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第二天的新闻令整个社会都为之哗然。面对公众,诺森毫无掩饰地坦言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落。
当时比尔正在非洲各地参加募捐慰问活动,顺便在那里过了个短假。当他回到美国时,却万分震惊地发现昔日好友已在数日前被处决,而他甚至都没参加过一场听审会。
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连环凶杀案终于彻底落幕。

我看了看时间,居然已经接近中午了。“好了,暂时就到这里吧。”
汤姆停下始终记个不停的笔,吐吐舌头,“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你可以放松一下,虽然现在正是极夜,但你可以和克莱尔她们一起去湖边,她们常常跑到那里拍摄极光,我想你会对那很感兴趣。”我疲倦地拿起杯子,咖啡已经冷透了。
“稍等一下,我可以去煮一壶新的。”他弹起身体,“咖啡粉在哪里?”
我给他指了指方向,看着这个毛头小子手忙脚乱地去拿咖啡粉和壶。
“我真的很意外,朗韦尔先生。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被出去的准备。”
“我上了年纪,每天待在屋子里也没什么意思,说说话至少能打发无聊。”
“您是在退休后才来到阿拉斯加的吗?”
“基本上是,我不喜欢商业那套——沽名钓誉、尔虞我诈,没有一个人值得相信。如果你打算远离那些,阿拉斯加是最好的心灵抚慰之地。”我站起来,慢吞吞地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一片漆的白天。在极地之外的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到这种令人惊异的景象。
“朗韦尔先生……”
“你可以叫我克里斯托弗。”
“好吧。克里斯托弗,我会做一点午餐,火腿三明治怎么样?”
“喔,那好极了——你可以随便取用冰箱里的材料。我喜欢汤类。”
“我可以做个番茄汤。我想我的手艺还可以。”他脱掉外套,挽起袖子,露出一抹羞怯的笑容。“我可以再问两个问题吗?如果——呃,如果你不介意再多说一点的话。”
“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我问,拉上了色天鹅绒的落地窗帘。
“当诺森知道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没有给比尔留下封信什么的?”
“噢,留了一封,当然——只有比尔知道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
“那些关于比尔的照片呢?”
“被他提前处理了。发觉军籍牌掉在现场后,诺森就知道情况不妙。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问题,只能尽快处理手边所有可能会引起更多问题的东西,包括比尔的照片,他们之间往来的信件,等等。我想他把那些东西全部付之一炬了。比尔并没有收到任何照片。”
“那真是太可惜了,”汤姆叹了口气,“我以为他会把它们送给比尔。”
“那将给比尔带来无穷尽的潜在麻烦。他别无选择,只能烧掉它们。”
汤姆在冰箱里拿了些胡萝卜、莴苣和番茄,“我很想看看那些照片。我想知道诺森眼里的比尔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没见过海军陆战队员比尔的样子。你这里一张都没有吗?”
“不,没有,我只是比尔的经纪人,不是他的博物馆和储藏柜。”
他颇为惋惜地一笑。“噢,那真是可惜。但也许这是更好的结果。”
“我这里倒是有些比尔演出的私人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那太好了,午餐后怎么样?”他眨眨眼,“你需要午休吧?”
“通常情况下是。在我午睡期间,你可以翻翻我的剪贴簿。”
汤姆准备了火腿三明治、番茄浓汤和青豆罐头。我们简单地用了个午餐,期间他又问了一些关于诺森的问题——比如诺森的父亲到底是谁,他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是否有家人在场,比尔是否为朋友的死感到悲痛以及诺森把用过的凶器藏在什么地方,之类的。除了能够回答比尔确实痛苦不堪之外,我对其他的问题并无知晓。一个经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何况我又不是诺森的经纪人。
“如果诺森真的死了,那么那场爆炸案就不会是他所为,也许的确有人在冒充他。”他边吃边推测到,“就是说,的确有那么一个凶手干掉了比尔和那些见鬼的日本佬?”
“当然有那么一个人,毕竟炸弹又不会自己跑到比尔的豪宅里。”
“但他是怎么做到的?”他问,“比尔竟没发现任何异样?”
“比尔的房子一直空着,这能够给凶手以很大的可乘之机。”
“我还是很惊讶他是怎么做到的,把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你知道,”我喝着汤,“当一个人决定要做的时候,可以做成任何事。”
“哦,实际上我有件事一直想不通,”他抬起头盯着我,“比尔竟然可以把好友的死抛在一旁,跟日本人打得火热并且还在东京购置豪宅,无论如何看起来都像他在自寻死路。”
“也许他就是自寻死路。”我淡淡地说,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汤姆的动作顿住了,几秒钟后他跳了起来,一副茅塞顿开状。“所以这样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释通了——给豪宅里安上一片炸弹的人就是比尔本人!他是有意要这么做的!”
“这个推测无比聪明,”我赞赏到,“这就是警方一直都没抓到凶手的真正理由。”
“因为凶手已经作为被害者跟那些他想要痛宰的人同归于尽了。”他说,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但很快又暗淡下去。“比尔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不是么?”
我只是漠然地耸耸肩,不置可否。
“比尔一定誓要为朋友报仇,才会策划那场爆炸案。”
“你可以去考刑侦科,如果你对案件分析这么感兴趣。”
他笑了笑。“不,我只是——我只是对他们感兴趣。”
“就因为一张从墙板里掉出来的照片?”
“没错。这多少有点神奇,是不是?”
他坐下来,我们继续安静地吃着午餐。
“比尔参与过吗?”他突然问,“我是说,那些谋杀案?”
“这个问题我无可奉告,”我说,“事实上我是最后才知道诺森犯罪这件事的,难道他们两个要将这事搞得人尽皆知吗?也许他参与过,也许没有。事实真相我们已经无从追究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已经死了。如果比尔参与过的话,他不过是晚死了几年而已。”
“哇,这真是太酷了——让我想到地狱杀手什么的。”
我瞪着他,“你一定是看太多电影了,小伙子。”
他咯咯地笑起来,“事实上我更想当个电影明星,就像比尔•科尔曼那样。他真是令人着迷——既是出色的歌手,又是耀眼的演员。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他只是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天赋。”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两部电影,一部是《赌场》,另一部是《鲸》。他在《赌场》里的扮相简直太帅了,鸭舌帽、紧腿裤、罗马夹克和Lambretta低座两轮摩托,比尔那副扮相在电影播出风靡一时——我看到过那时的时装评论杂志——尤其他的色鹿皮靴,酷毙了!”汤姆的表情瞬间变得神采飞扬,好像他就是比尔本人一样。“那些造型是你为他定的吗?”
“那是影片造型师为他设计的,”我说到,“当然,我也非常喜欢那副扮相。”
吃过午餐,我拿出那本厚厚的剪贴簿递给他,上面收集了大部分比尔在外演出的照片和新闻报道,汤姆如获至宝,专心而着迷地翻看着。我则到书房里去小憩了一会儿。
每天中午,我都要睡上两三个小时。在极夜时期,任何时候都可以休息。
然而今天,也许是因为汤姆的到来让我忆起以往的那些事,一时难以入睡。我躺在扶手躺椅上,想到的仍是比尔和诺森。诺森那张表情宁静淡漠的脸。他不畏惧任何人或任何事,你可以这么说,但仍有一些因素牵动着他,让他作出更加无所畏惧的举动,令人震惊。我无意在诺森身上深究,只是在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人总会有种异样的痛苦。一种惋惜。
在比尔从非洲归来却发现诺森已被处以死刑后,他暴跳如雷、痛不欲生。
远在非洲,他根本没能得知关于诺森的任何消息——每个人都在忙着所谓的募捐和慰问活动,而纽约的一桩杀人案,根本没有可能进入比尔的视听。我不得不用尽全力安抚比尔的情绪,将诺森最终离开时留下的亲笔信交给他,比尔嚎啕痛哭的样子现在我还能想起。
最终他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在将那封信读过上万遍后,他终于平静下来。
那是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会发现,无论当初经历着何种程度的可怕和混乱,当一切过去,而你在几十年后再去回忆时,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事,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当我从午睡中醒来时,我听到外面有年轻人在说话的声音。是克莱尔和汤姆。
克莱尔和她的父母住在芝加哥,每年她会来看望我两次,夏季和冬季。她对极地地区的一切着迷,每次都会拍下大量的照片——关于极光,关于红松鼠和白鸮,关于遍野红色落叶的短暂一天。她从小喜欢摄影,却比诺森擅长交往。而诺森能够拍出比她出色百倍的照片。
人们各有所长。也许在诺森的世界里只有镜头和场景,别无其他。当你能够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时,的确是种幸运,但也是场莫大的灾难。人类的天性制约了他发挥极致的能力。
我走出去,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在边喝下午茶边愉快地交谈,客厅里飘荡着克莱尔烤制的小甜饼的诱人清香。听到我的脚步声,他们立刻转过头,两双盈满笑意的眼睛对着我。
“睡得好吗,克里斯托弗?”克莱尔迎上来吻我的脸颊,拉着我走过去。
“我自己能走,宝贝。”我说,但还是让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过去。
“下午好,克里斯托弗。”汤姆满脸发光地说,“我们在谈北极熊。”
“那可是个好话题,”我说,看着克莱尔笑意盎然地忙着倒咖啡,“我们曾经在野外扎营好几个月研究野生动物,北极熊、麋鹿、地松鼠和各种各样的鸟类。你喜欢鸟类吗?”
“我父亲是鸟类专家,他很想到北极来一趟,但一直没有机会。”
“干吗不让克莱尔帮你拍些照片寄过去呢?”我喝着咖啡提议。
“事实上,呃,我们已经说好了。”汤姆愉快地看着克莱尔。
我看看女孩,她带着满脸幸福的笑容。噢。我并不感到意外。
“当野外动物专家可是个辛苦活。”我说。
“是啊,我父亲只能用业余时间搞这些。”
“我要去冲洗照片,”克莱尔说,“你们继续谈。”
“好吧,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你好心愿意帮我。”
克莱尔只是俏皮地耸耸肩,然后就跳到暗房去了。她始终坚持自己冲洗照片,诺森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坚持摄影只是私人性的东西。只能独自感受,而不能与他人共享。就像任何艺术一样,摄影倾注着拍摄者独特的观点和视角,有些时候他们不想与人分享这些。
“我们可以继续吗,克里斯托弗?”汤姆期待地问,拿出笔记本。
“关于比尔的那部分?”我说,“我想那没有诺森的故事精彩。”
“不,我认为比尔的部分更精彩,何况你是他的经纪人。”
“好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他由非洲返回之后?”
“我希望再早一些,”他说,“从孤儿院开始,好吗?”

关于比尔的童年部分我所知不多。比尔不愿意谈及过去的事,我只知道横扫整个美国的三十年代大萧条给这个男孩留下了无法消磨的记忆,失去父亲,失去并不完整的家,一无所有。那是1932年,整个美国跌入山穷水尽的谷底时期。政府无力救助民众,父母无力抚养儿女。街上到处都是被房东出来的流浪汉,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拖家带口,露宿街头。数百万美国人在到处流浪。破产人,失业者,农场主,毕业生,孕妇,儿童,所有的人挤在这支浩大无边的队伍里,兜里没有一分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两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战老兵携家带口驻扎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要求政府立即兑现退伍军人补偿金。他们遍布在国会大厦的草坪上,城市公园的角落里,被废弃的危房中,或者干脆找个空地席地而卧,搭起帐篷和简陋的窝棚,扛着褪色的国旗沿街游行,市民驻足路旁,默默观看。这支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的队伍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靠着一些好心的支持者和商人的救济为生,他们寄望于国会,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倒是被政府狠狠修理了一番——荷枪实弹的警察们拿着警棍、枪火和催泪瓦斯镇压了这支手无寸铁的大军,点燃他们居住的棚舍,捣烂他们仅有的家当,到处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情形异常凄惨。比尔当时仅有七岁。他跟着父亲从田纳西州一路奔波到纽约州,住在阿纳卡斯蒂亚河边的一个由粗麻布和柏油纸搭成的窝棚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饥饿和等待中渡过。警察点燃窝棚时,比尔想从里面救出心爱的兔子,却被步兵粗暴地推到一旁。深夜,比尔蹲在一片灰的营地里等着去参加游行的父亲,最终只等来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汉走过来,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会再回来了。一周后,比尔被送到了友谊服务委员会的孤儿院。他在那里只待了五年,十二岁就溜出来独自生活,干些跑腿打杂的活,努力在社会里生存下去。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
与诺森不同,比尔天生性格开朗,擅长交往,敢想敢做。
参战之前,比尔时常跟一些在酒吧唱歌的歌手待在一起,整晚都泡在酒吧里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如果没有战争,也许他会更快地走上演唱之途。回到纽约后,他一度都在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随便找份工作做,推销员,木材厂伙计,酒吧招待,货车司机,油漆工或者快餐外卖员,他对任何职业都没有兴趣,没多久就会辞职不干,重头开始。但他仍然喜欢在晚上到酒吧里去听歌手唱歌,直到那天晚上,生病的歌手没出现,于是比尔跳上台唱了一曲。他得到了远比那个歌手更多的掌声,让酒吧老板十分惊异,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能带来更好的生意,于是他给他每晚二十块钱的报酬,让他留下来唱歌。
在那之后没多久,比尔就遇到了诺森——他很惊喜,他确实很喜欢诺森。
比尔厌恶虚伪的人和事,战争更让他看透人生世事,虽然诺森经常会出言不逊,但至少是个诚实的家伙,而且还有副难得的好脾气,能与总是喜怒无常的他相安无事。他们又恢复了交往,他喜欢看诺森拍照,也喜欢看诺森的作品,他一直认为拍照是比唱歌和画画更有趣的事,虽然他本人对此并没太大兴趣,而是更喜欢在酒吧唱歌,一晚我发现了这个年轻人,把他带到唱片公司的老板面前,他唱了两支曲子,第三支刚唱到一半,老板就决定签下他。
比尔就开这样始了歌手的职业。他唱的不错,长得也不错,讨人喜欢,但还没到出名的地步。作为经纪人,我建议他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为他精心安排。我劝说他穿上那些为他量身定做的西装,打质地精良的领带,跟女人打情骂俏和周旋于成功人士之间,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这些,但比尔却不感兴趣。他经常穿着随便地去参加宴会,谈吐粗俗,举止无礼,在众目睽睽之下叼着皱巴巴的烟卷、拎着一只酒瓶走来走去,跟漂亮的女人大肆亲吻,目中无人地讲些孩子气的狂妄之语,或者说些在战争时期被大伙拿来聊以自慰的低级笑话,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兵油子或街头流氓。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女人为之着迷,也许是她们见过太多彬彬有礼的绅士君子,倒更喜欢这种看上去毫无礼貌、满身乖戾之气的混小子。但很显然,他得不到社会公众和主流媒体的接纳——没人乐意为混蛋埋单,不管是什么单。总之,那段时期根本不是比尔的事业平坦大道,充其量他只是走在一条不那么泥泞的小路上。比起社交活动,他更想一个人做点什么,或者看看诺森拍的照片。战争给每个人都留下烙印,比尔也不例外。他从不跟任何人睡觉,他确信他们没法容忍他在半夜大喊大叫、又哭又闹。有时候他在半夜被隔壁的砸墙声惊醒,听着那边狂怒地叫骂,告诉他有人还想睡觉。然后比尔就会彻底清醒过来,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色——没有敌人,没有炮弹,没有尸体遍野和被狂轰滥炸的丛林。长久以来,他仍然感到每晚能够躺在床上睡觉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从未跟任何人谈起过这些,除了诺森。因为有时他会住在诺森的公寓,但诺森的情况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当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被另一个吵醒,这个人会推醒对方,结束对方的噩梦。
他们深谙战争致命的戕害,知道它无法医治,即便花上几十年的时间都不能。
所以比尔并不在乎诺森是不是在杀日本鬼子。很可能他也跟着参与其中,以寻求刺激,但一切都已无从追查。诺森被抓住之前,他被公司派到非洲去参加慰问和募捐活动,他喜欢非洲,非洲草原,非洲丛林,非洲的河流和空气,那让他就像回到瓜岛,回到战争里。而且兰波也在非洲生活了很久——兰波是他最喜欢的诗人,魏尔伦,马拉美,波莱尔,他迷恋象征主义诗歌。比尔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足有一个半月左右,回到纽约后却发现整个社会背着他作了一件最可耻的事——他们处决了诺森,以他们愚蠢可笑的道观,将这个只是要追求艺术灵感的摄影师残忍地扼杀。比尔难以接受、悲痛欲绝,以为所有人都在跟他开一个卑劣的玩笑,但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让他不得不相信,而且还有诺森留给他的亲笔信。
看过那封信后,比尔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失去诺森,他几乎手足无措。
整整半年比尔都沉浸在极度的痛苦里,但最终他还是摆脱了诺森死亡的阴影,决定重新开始。他决定改头换面,好好打造他的人生,诺森一定在信里说了很多劝导的话,才让比尔下定决心痛别过去。他不再反抗社会主流,我曾经费劲口舌尝试的所有努力终于起了作用。他开始穿量身定做的西装,打质地精良的领带,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晚宴、酒会、典礼仪式和慈善活动。我根本不需要教会他怎样去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场合,他完全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一切:跟女人们打情骂俏,谈笑风生,周旋于成功人士和达官显贵之间,和他们谈论一切他们该谈的东西——股票,汽车,巴黎时装和高尔夫球。他还是个歌手,但现在比歌手要出色得多了,何况他才只有26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正是人生最好的阶段。公众的欢迎和爱慕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很快他就脱颖而出,被广告公司看中,拍了第一支香槟广告——那支广告将比尔从舞台搬上了荧幕,他不再只是个歌手,而开始成为演员。
比尔的事业之途在这一刻才正式展开。
当然,诺森功不可没。
但在离开众人的大部分时间,比尔仍然喜欢独自一人,他常常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当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或者像困兽一样走来走去,一边默不做声地抽着烟时,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正苦于思索一些事情——一些他可能永远不会跟你说,你也永远不能知道甚至打探的事情。他也根本不会尝试掩盖自己正沉迷于某个念头,而是坦然地让你看到那些东西,并以沉默告诉你,你既没必要也没权利去追问。
“我想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有一次他跟我说。
“喔。我该问那是什么吗?”我问。
他呵呵怪笑,摇摇头。“不。你最好永远也别知道。”
“我是你的经纪人,我肩负着了解和帮助你的职责。”
“也许你能帮到我,”他说,“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比如呢?”
“比如?”他歪歪头,“给我拍几张好照片。”
我从没看过诺森给他拍的那些照片。那些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只有他们两个人看过。那些早已随着诺森的死被彻底销毁,灰飞烟灭。唯一一张是我在比尔死后,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一只防水的烟草袋里找到的。照片里,他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仿佛后面有谁叫了他一声,他微微侧过头,从肩膀处看着画面外。暗里只露出他的右半张脸孔,在鼻梁的阴影下,一只眼眸闪耀出清的光。这张照片极尽完美地勾勒出了比尔——好比一副草草涂就的素描,虽然简单粗率,却能够精准地抓住那个人最根本的特质;照片中的比尔看上去孤独、纯粹,全然无谓。那正是比尔穿着邋遢的旧制服举着香槟站在人群中露出鄙夷之笑的一刻。
比尔一直带着它,直到死亡。他只认可诺森眼中的那个比尔。
当比尔接下第一部电影时,他告诉我他要出名,要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你可以帮到我,”他说,“你有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看,我并不是根朽木,是不是?”
比尔的确是块璞玉;但我告诉他我只不过是个唱片公司的经纪人。
“我有个计划,”他说,“你知道么?我必须做点什么。”
“好比?”我问。
他盯着我。“每天早上醒来时,格洛克就在旁边,我随时都能用它结果自己。但这未免太不值得。杀掉几个日本鬼子根本不能泄我心头之恨,也不能与诺森的死亡划上等号。我想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努力活下去。努力活下去,是为了做更多的事。你想过以后吗?没想过,对不对?你只是想做个出色的经纪人,捧红新星,让他们为公司赚更多的钱,你就能得到更优厚的回报。也许能让你付大笔的账单,但谁为你的痛苦付账单?那些美好的东西消亡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安慰到你。我们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有多困难,你总要去尝试。道感是什么?发动战争的那些人想到过道感吗?他们早把所谓的道生吞活剥了。”
“我能帮到你什么呢?”我耸耸肩,换了个方式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根,自己叼上一根,“你该帮我。只有你知道所有的事。就算你不了解我或者诺森,至少你明白我们想要什么。而且,我猜你不会拒绝,我要你帮我成为举世瞩目的明星——我可以把所赚的钱全都给你,我不需要那些,我需要有机会与更多的人接触,随便你用什么法子,克里斯托弗,我相信你,”他盯着我,“我不是傻瓜,我知道你不是个简单的家伙。但愿我赌对了。说真的,这辈子我宁可只打这么一次全胜的赌。”
“事情可不会像你所想的这么简单,”我说,“也许你错了呢。”
“那又怎么样?”他挥挥手,弹了弹烟灰,“那就让我下地狱。”
“但你还没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
“我要让那群日本鬼子血债血偿。”
“哇,这可真是丧心病狂啊。”
比尔真该感到幸运,我为他感到幸运,他的确赌对了人。我可以帮到他,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些混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你认识正确的人。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经纪人,但这只是我的一重职业,我还有其他身份,那些隐藏在暗中的脸孔,它们可以帮我成就任何事。比尔勾起了我心底的好奇和兴奋,我没法抗拒。要制造一场灾难可能比做上万件好事更困难——如果那场灾难看起来就像一场恢宏的盛宴,一幕华丽的舞剧。
我辞掉了唱片公司的工作,开始专心给比尔当私人经纪人。
我带他踏进各行各业的门槛,他可以随心所欲选择当个歌手,演员,电影明星或者广告模特。他有张令人着迷、颠倒众生的脸孔,配以纯正法国贵族后裔的假身份,拥有神秘莫测的家族背景,跻身于社会上流和名人之间,以歌喉、演技和金发碧眼征服人群,以挥金如土和放浪形骸吸引来猎奇者、盲从者和吹捧谄媚者,让比尔•科尔曼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在公众面前和记忆里闪烁。一年之后,比尔就已不只是美国的淘金砂,而成为整个世界的钻石。
他接受每一个国家的前往邀请,到那些陌生之地去游历。走在东京的街道上时,他告诉身边的日本陪同,他希望能够在这里购置一套精巧的别墅。“我喜欢日本,”他说,带着一副欣赏而向往的表情,“我认为这里很适合休息。如果我感到疲倦,可以在这里度假。”
一周之后,他拿到了从日本寄来的金光闪闪的钥匙。
比尔又拍了两部电影和一些广告,然后开始计划一场世界巡演,他下了很大的力气去为自己争取,并亲自制订了巡演路线,唱片公司为他搞定服装和日程,之后比尔踏上了由欧洲到亚洲的演唱旅途。在那个年代,除非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实力,才可能有人为他付账单。
比尔很幸运,我一早说过,他是个无比幸运的家伙。
而巡演的最后一站是日本。
当比尔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准备走下去,融入那些热情洋溢急切期待的人群之前,他用力抓住我的手臂,低声告诉我好好打扫他的别墅,“今晚我要看到它焕然一新。”他说。
在比尔忙于应酬期间,我仔细地收拾好他的别墅,确保它将万无一失。
确保它将在当晚轰动整个世界,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夜晚明月高悬,比尔的别墅庭院一派热闹欢乐的场景,人人都在举杯痛饮,谈笑风生,几乎所有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接到了比尔代表友好美国的邀请,在这个晚上盛装赴宴,与相识者或是不相识者同聚一堂,在花木修剪得十分精致的庭院里言笑晏晏,醉生梦死。在酒会进行到一半时,主人比尔端着一杯香槟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他穿着精心剪裁的西装,打着意大利手工制作的丝质领带,满头金发一丝不苟地朝后梳去,在法国发胶的作用下服服帖帖,满脸堪比月光的明朗笑容,向在场者举杯致敬。“感谢各位肯应约而来,”他用练习了数个月的流利日语说到,“为表心意,我为今晚准备了一场美丽的烟花宴,请诸君享受。”
在一片致谢和惊喜声中,一枚拖曳着淡绿色长尾的火焰冲入夜空,炸开繁花。
一个又一个美丽至极的烟花在空中绽放,人们忘记了喝酒和交谈,兴致盎然地盯着丝绒般的夜空,享受这难得的梦幻一刻。突然间一声轰鸣,爆炸的气焰掀翻了灌木丛和桌椅,之前还在欢声笑语的人们顿时歇斯底里地尖声嘶嚎,在被炸成碎块的尸体里狂乱奔逃,巨大的爆炸声接连不断再次响起,与天空里仍在盛开的烟花交相辉映,烟花凄厉地绽放着,留下一道道拖曳弹般悠长恐怖的光芒,地面上则遍地开花、弹片纷飞,人群哭泣哀嚎抱头鼠窜,一派疯狂至极的壮观景象,熊熊火焰猛烈燃烧,整个别墅笼罩在一片火海里,终于抓住铁门的幸运者却发现大门早已被紧锁,出于万分缜密的考虑,主人特意将栏杆加高了数米。这些命运在今晚被比尔一手决定的可怜鬼们,在无穷无尽的凄厉哭喊中被炸飞和焚毁;这幕深深藏于深林之内的惨剧,直到转天才被外界所知,而庄园内的宾客早已应邀赴地狱之约。
比尔则葬身于自己一手制造的灾难里,人们连他的尸体都难以辨认。
这场蓄谋已久的恐怖事件唯一留下的是长久的恐惧。在其后数年里,人们不再举办聚会和接受邀约,人人相互怀疑,难以信任,每张脸孔看上去都是心怀叵测难以捉摸,比尔穷凶极恶地为所有人浇下一头冷水,让他们看到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在这里人人自危。
比尔死的时候只有29岁。但他仍感到太晚,他急于去见诺森。
比尔认为这是他所能为诺森带去的最好的一份礼物。
你甚至可以看到比尔脸上那抹狂妄而狠毒的微笑。

“哇噢,”汤姆匆匆记下最后一笔,带着惊叹的表情,“我就说过,比尔的部分一定会更精彩——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这个打算,他根本不可能成为那么出名的家伙。”
“你可以这么说,我想比尔也会赞同的。”
他顿了顿,仔细看着密密麻麻的纸页,“但是——呃,请原谅我的不敬——比起他们,我更好奇的是你。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比尔也许从没贸然问过?”
“他不关心这些,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我到底是谁。”
“可你到底是谁呢?”他问,“克里斯托弗•朗韦尔这个人存在吗?”
我哈哈大笑,“当然,汤姆,你可以去所有你能想到的地方调查克里斯托弗•朗韦尔,如果你认为那有意义的话。就算你能证明我是个并不存在的人,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是我读了太多侦探小说,总想挖点出其不意的东西。”
“那是毫无用处的。你不是FBI,而我也不是连环杀人犯。”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诺森或者比尔呢?”他低声咕哝。
“我可没法证明,孩子。也许我就是他们当中的其中一位,或者是他们两个人。这些事只有上帝知道,不是吗?”我指指一旁,“能劳驾你把那只烟斗给我拿过来吗?谢谢。”
汤姆取来烟斗递给我,脸上仍然一副怀疑表情。“哦,总之这故事很传奇。”
“当然,你找到了本世纪最有意思的故事。”我说。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诺森的真实身份?”
“他从没跟我提起过。”
“连比尔也不知道吗?”
“噢,就算他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我说这些呢?”
他再次耸耸肩,“不,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事情还有很多可能。”
我点上烟斗,“每件事都有无尽可能,顺着时间轴发展,任何一个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无限可能性,在你所处的那一点上,你不知道这一秒钟的改变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在关键一刻总会节外生枝,这些意外的枝条共同编织出这个该被称作‘事实’的故事——现在你所能知道的事实是这样,你也只能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你没办法探究出其他可能性。”
他挫败地叹了口气。“我原本想挖出更多东西的。”
“噢,比如呢?”
“也许他们只是打了个赌,或者开个玩笑——”
“没有人拿性命开玩笑,年轻人。”我严肃地说。
他点点头,“好吧,当我没那么说。也许事情就是这样。”
“至少,根据我所能告诉你的全部情况,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有墓地吗?”
“也许诺森的家人为他建了墓地,比尔几乎不可能有。他已经粉身碎骨了。谁会为一个引起世界性轰动的灾难制造者竖起墓碑呢?毕竟他杀了很多毫无私人恩怨的无辜者。”
“如果可能的话大概他会灭掉整个日本。”
“哈哈,或许吧——比尔一向敢作敢为。”
他再次沮丧地叹了口气,然后朝我一笑。“好吧,我想我没什么可再挖掘了,已经打扰了你一整天——十分感谢你没把我出去。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到纽约故地重游。”
“很高兴能帮到你,我的孩子,”我说,“你可以住几天再走,享受极地的生活。”
“呃,不了,我订了今晚的航班,我是趁周末过来的。学校在下周安排了考试,现在我该快去机场了,”他拿起笔记本和文件夹,“离开前我可以跟克莱尔去喝个咖啡吗?”
“噢,当然——她是个大女孩了,你当然可以邀请她。”我说,“她是个好姑娘。”
“你真是太好了,克里斯托弗,”他凑过来吻了吻我的脸颊,“万分感激。”

汤姆离开后,我拿着烟斗慢慢踱着步子,走到书房里,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这个男孩十分大胆,但他错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可能是诺森或者比尔呢?
尽管他的好奇和怀疑也不无道理,事情的确没有那么简单,但我绝没有理由将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告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毛头小子,我只能把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情节再重复一遍。我当然隐藏了部分事实,因为它们不需要被任何人知道——除了当事人,甚至是当事人。
何况,在证据确凿且凶手对事实供认不讳时,又有谁会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呢?
得知诺森被处决后,比尔痛不欲生,几度想要自杀——但我阻止了他。诺森已经为了他做出无比巨大的牺牲,如果他选择这样轻而易举地死亡,那么诺森的死就毫无价值。即便他再痛苦,到了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地步。“我不想让他代替我去承受这么可怕的后果!”
“但他已经作出了选择,而且他也在信里跟你交待得很清楚。”我冷冷地指出。
“为什么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朝我大喊大叫,“为什么我最后才知道?”
“因为你不需要知道,”我说,“我很抱歉,比尔。”
“你是故意的!所有人串通起来欺骗我——”
“抱歉,比尔,但你不该掉了那枚军籍牌。”
他哑口无言,茫然地睁大眼睛,看着我。
“军籍牌上是诺森的名字,你该怎么解释?你总该知道,同性恋的名声很难让你继续再混下去,包括诺森。这个社会不欢迎同性恋者,人们不会理解你们之间的情感,他们唯一的观点是你们是对变态杀手——杀掉十几个人的同性恋者,别无其他。而我别无选择。”
他沉默了一会儿,再次开口时已经不再那么气势汹汹。“应该有其他办法的。”
“我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将严重性降到最低。”
“但你不能用诺森的死来……”他痛苦地顿了顿,“他根本没有杀人。”
“但他有个可以解释的理由,而且——”
“是我害死了他!”他声嘶力竭地咆哮,“我杀了他!”
“他的理由只会牵涉到凶杀案的本身!”我怒声吼道,“给我听着你这混蛋——你不可能希望你们两个都被送进监狱,然后在那里受尽一切同性恋者可能会遭受的侮辱吧?”
他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也许你是对的。但我无法接受。”
“迟早你会接受。因为你必须接受。”
我本以为比尔会彻底自暴自弃,堕入深渊。我做好了这个准备,甚至准备放弃这个尚未成名的歌手。他是一个太尖锐的矛盾体,他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指挥,面对这样的人,你似乎毫无主导余地,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成为事情的主导者而不是被他人摆布。然而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几个月后,比尔已从自杀的失控中清醒过来,告诉我,他要努力活下去。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感到惊讶——或者是他不够爱诺森,或者是爱之笃深。
诺森并没有杀人。整个社会误解了这个无辜的年轻人,真正的杀人犯是比尔——但掉在现场的军籍牌上是诺森的名字。那是他们相互交换的情物,就像戒指一样,情侣以交换戒指来相互约定婚姻,而两个男人之间交换军籍牌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经历过生死之战的士兵们才知道。当比尔见到诺森公寓里的数百张照片时,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交换。在更早之前,战时通信期间,他们都能够从相互写下的字里行间中感觉到这种情感的萌生,但那是在最不应该的时期,在战争时代,每一个人都不属于他自己,无论生还是死。战后不久他们失去了联系,也许因为无人再提及此事,或者他们都有些恐惧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错觉,宁可故作不知。诺森当然还记得自己被出家门的原因,所有类似的经历都会让他想到疗养院,想到那片与世隔绝之地,想到父亲的冷眼相待和兄长的难以理解。这些让他几乎从未真正有过自由。而比尔,在那时并不在乎这些,他更深地沉溺在战争的残酷和虚无里,无力顾及其他。直到他们在纽约的街头相遇,那些隐藏至深的情感才猛然迸发——几乎一发而不可收。他们相互依赖,相互渴求;比起情感,似乎急于弥补痛创的情绪更多。他们只是两个很普通的战后士兵的典型,这些遭受了数年战争侵害与压迫的年轻人急于宣泄情感,但没办法找到正确的、有效的方式。不管是成立家庭还是酗酒吸毒,都难以真正缓解他们深切的痛苦和抑郁。一切所谓的治疗方式都像吗啡——可以让你几个小时感觉不到痛楚,但之后会疼痛依旧。诺森找不到解脱之道,但比尔却找到了。第一次不过是误杀了一个日本人,当时他们已经喝了太多的酒,两个人都有些记不得发生了什么。半夜他们将我从熟睡中砸醒,在我的公寓客厅里,他们坐在我对面,告诉我他们可能杀了人。比尔说是他干的,诺森说他也帮了忙。
我瞪着这两个鲁莽的年轻人——他们仍然满脸醉意——毫无办法。
“你不会把我们告发的,对不对?”比尔疲倦地猛搓着脸孔。
“我可没这么说,”我说,“你最好先去清醒一下再来谈这事。”
“见你妈的鬼!”比尔咆哮起来,“我不许你那么做!”
“我只是一个经纪人而已,首先我是纽约合法公民。”
“去你妈的合法公民!”
诺森按住了暴躁的男友。“我们相信你才会告诉你,克里斯托弗,”他锁住我的目光——这个年轻人有对深邃沉静的蓝眼睛,因为缺乏温度,很容易会让人误解为冷漠无情,“我们希望你能帮到我们,也许现在我们没办法表示感激,但我认为日后总有这样的机会。”
“但愿你们有。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要我去掩盖事实吗?”
“我想你认识比我们更多的人,现场我们没留下什么证据,现在公众所该做的只是发现事实和被舆论导向另一个方向——也许你有能力做到这个。”他笃定地说。
“你怎么有这样大的把握?”我反问。
“克里斯托弗,我相信你,”他盯着我——我感到压力和自大,“我不是傻瓜,我知道你不是个简单的家伙。但愿我赌对了。说真的,这辈子我宁可只打这么一次全胜的赌。”
我能说什么呢?他赌对了。我能帮到他们,不必费太大力气。
“好吧,”我说,看向比尔,“但是你,小子,给我老实点!”
诺森松了口气,看向比尔,他握住他的手。“现在我们安全了。”
“老子杀他又怎么了?”比尔嘶喊,“老子杀过上百个鬼子——”
“我的天啊!把他给我弄出去,现在!”我忍无可忍地大吼到。
“老天,比尔!你镇静点!”诺森叫到,“你会吵醒一街人!”
“带他去洗个冷水澡!”我站起身,“现在我要去睡觉了。”
事情最终被平息下来,没人怀疑到比尔身上,警方对此案表示束手无策,诺森还被派到现场去拍摄了大量照片,比尔对那些照片赞不绝口,将它们贴在墙壁上。如果那时我能知道这次误杀只是激起了他内心更多的冲动、仇恨和快意,我绝不会去帮这小子摆平祸端。结果就是有其一必有其二,当比尔第二次又杀了人,我不得不再次出面帮他摆平。他们现在能够跟我叫喊我也做了同样的错事,至少算是协同犯罪,所以我只能带着威胁去处理后患。
但我的努力换来的只是比尔这混蛋越来越猖狂。
“为什么你不能阻止他?”我严厉地质问诺森。
“如果我能的话,克里斯托弗,”他无力地揉着眼睛,比尔还在他身边熟睡不醒,他们的手上竟然粘着褐色的血迹,“我没法劝说他——他几近疯狂了,你知道吗?但愿你知道。”
“这样下去早晚咱们都要完蛋!”我吼道,“难道你没有一点自知?”
他惊讶地看着我,“也许吧,我想到过……但我太爱他了,克里斯。”
“我他妈的可不爱他!”我抄起一只枕头砸上比尔,“我恨透他了!”
我对比尔无计可施。我希望自己能够想到什么办法来阻止他。我曾努力试图从诺森身上打开缺口,希望诺森的劝说能够起到作用,但诺森根本不考虑后果,他只关心比尔是否能够从中感到愉悦,甚至我敢肯定,他绝不会没有沾手任何事——帮助比尔动手,或者跟他一起毁尸灭迹,掩盖事实之类的。他的确是个内敛、敏感、沉默的人,但那并不意味着他有一颗毫无邪念的心。经过战争的残酷洗礼,总会有些东西改变,即便承认这些是很困难的事。
于是事情就这样一路滑向疯狂的深渊。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诺森时,他已经睡觉了。在此之前他们大吵一架,已经几天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面也没见一次。我没尝试去当他们之间的调和剂,但现在情况紧急。
“我知道可能你不想听到比尔这个名字,”我说,“但你必须要听进去,事情相当严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警察在凶杀现场发现了你的军籍牌,听着,是你的!我想是比尔无意间掉在那里的。很抱歉我的朋友没法帮上忙,现在他们正在四处调查叫诺森•诺兰的凶手——把你公寓里所有跟比尔有关的东西销毁,快!然后立刻走人。你已经是第一嫌疑人了。”
诺森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他们能够肯定是我吗?”
“我想是。他们会锁定你这个凶手,然后调查你的一切。如果你流露丝毫了解的情绪,他们就会立刻以连环谋杀罪名逮捕你,审讯你,攻击你,直到你承认为止;如果你否认,虽然他们会继续追查并且有可能查到比尔,但你仍然难逃其责。他们将以协同谋杀逮捕你。”
“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已经上了警察局的名单?”
“我想是这样。你应该立刻——”
“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我顿了顿,“哦,我不知道。你会被判死刑——我是说,如果你承认,并愿意保全比尔,我能够担保事情不会搅到比尔头上,他们要抓住的是凶手,而不是真正的那一个,你明白吗?而如果你否认,你可以以污点证人的身份举报比尔,比尔会被判死刑,而你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不会有任何人把你怎么样。我也可以动用我的力量来保全你。”
“我是绝对不会考虑后者的,克里斯托弗。你该知道这一点。”他在那边说。
“那么就否认罪行,直到他们抓出比尔,然后给你们每人判个三五十年。”
“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他说,“我现在就会到警察局去自首,承认一切。”
“你疯了?”我吼道,“明明不是你杀的——你不该为比尔承担这个处决!”
“我该这么做,不管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以主观情绪判断,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他顿了顿,“我会尽快销毁公寓里跟比尔有关的一切,你要保证没有人怀疑到比尔。”
“我没有太多时间劝说你,诺森,”我说,“再跟我说一遍,你确定如此?”
“我确定,”他回答,“你要保证比尔不知道这事。不要让他试图扭转。”
我想了想,“明天在非洲有个商业性质的募捐活动,我原本想推掉——”
“让他去,让他今晚就上飞机——不要让他在美国停留到明天早上。”
“你不想再看到他一次?”我震惊地问,“你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我知道,但现在情况紧急,何况我也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去见他。”
“你连一个电话也不打给他?”
“我会留封信给他。”最后他说。
两个小时后,我把酩酊大醉的比尔扔上私人飞机,将他一直送到远离美国的非洲大陆。他将在那里停留到诺森被处决。我从不想去真真正正地分辨是非曲直,或者按照社会的普遍观念与价值来评判一种行为,我认为正确的行为是遵循个人意愿,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他就有权利这么做;如果一个人想要代替他人受苦,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判决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在死刑尚未被废除的纽约,诺森的累累罪行使他毫无悬念地被判了死刑。当他面对公众毫无惧色地眨动着那双冷漠的眼睛时,我相信没人会怀疑他不是冷血的杀手。
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我想方设法见到诺森,拿回交给比尔的信。
诺森神态自若,与平日无异。“我不认为这是灾难。”他说。
“你蒙受了天大的不白之冤,你想过比尔会作何感想吗?”
“现在考虑这些毫无意义。这只是我所能作的最好选择。”
“但愿它是。”我看着他,“但是代价太沉重了,诺森。”
“那又如何呢,”他轻松地耸耸肩,“随他去好了。”
当时针滑向诺森将踏上死亡之途的那一刻,比尔仍在瓜岛一样的非洲丛林里游荡,寻找与他记忆里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喜欢非洲,潮湿、闷热、狂躁、野性,就像他曾在其中浴血奋战的太平洋岛屿,也许这能取而代之杀人的方式让他获得平静,让他沉湎于旧日伤痛里。在此期间他给诺森打了几个电话——诺森将答录机设置成自己被派去巴黎拍摄艺术馆,数次之后,比尔开始频频向我抱怨,甚至想要直接飞到巴黎,我用花言巧语欺骗他留在非洲。
当比尔回来后,他所看到的事实就是诺森已经不在人世,所有报纸都在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这个杀人犯如何饱受战后创伤,以痛宰日本鬼子泄愤,甚至还将血腥的现场拍摄下来,贴满公寓的四面墙壁,那些照片让警方对他是凶手本人确信无疑,甚至毫不怀疑他的动机。
比尔几乎崩溃。当时我毫不怀疑他会先宰了所有处决诺森的人再自杀。
我把诺森的信交给他,告诉他要看下去。哪怕他根本一个字也不想看。
他看完了诺森的信,但仍然处于歇斯底里、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我不得不整天到晚守在他身边以确保他的安全,我将整个事件明确无误地跟他讲过数百次,让他彻底明白,他跑去再上演一番自首的戏是毫无意义的——既不能换回诺森的生还,又会为诺森更添一笔罪名。人们会更厌恶一个有着同性恋倾向的变态杀手,这将比纯粹的杀人犯更有辱诺森本身。
当然,比尔不是个傻瓜,至少他还有理智——即使已经所剩无几。但最后所有的理智和思维都流回他的大脑,他开始思考,他也能够勇于承认,诺森的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以诺森的本能——是毫无疑义的。如果他是诺森,他也会这么做。只是他已经没机会再去弥补或挽救什么,他只能接受,然后痛苦地舔舐伤口,考虑以后该怎么办。该一死了之还是努力活下去,为诺森无辜的死亡做些什么,尽管这太过困难。然而人终归能够战胜任何困难。人拥有足够的能力克服、抗击和打败一切困难,无论如何,人类无所不能——就我所知。
结果比尔不但吞咽下一切痛苦,甚至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他痛宰了痛创美国的日本杂种,将他们炸得七零八落、烧得面目全非。在那个计划里,他本该跟那些混蛋同归于尽,踏上地狱之路,寻回当初因他的种种错误而被葬送的恋人,但在比尔做好赴死的准备之前,诺森却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的豪宅里,在他的卧室里。在镜子里看到诺森身影的那一刻,比尔以为自己在做梦,但当他转过头,真实的诺森就在那里。
诺森并没有死。据生还者所宣称的诺森的幽灵实际上就是诺森本人。
诺森的父亲在最后关头救下自己的儿子,作为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官员,这并非难事——只是所有知情者都要承担保密的风险。为此,这位父亲将儿子送到远离内陆的地区,遥远的阿拉斯加,寒冷的极地,并要求诺森决不能与比尔联系,否则他将揭露比尔所犯下的罪行,使比尔最终难逃一死。诺森不得不答应父亲苛刻的条件,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最寒冷的地区一片荒无人烟的林区里,终日以拍摄极光消磨时间,在数年里拍下了数万张,日复一日。
当他知道了比尔的疯狂计划后,一向镇定的诺森再也按捺不住,瞒着父亲冒险跑到日本去找比尔,在比尔的复仇行动开始之前,让比尔看到他,相信他还活着,并放弃死亡。
最终,那些宾客葬身于火海,比尔却在最后一刻跟诺森返回阿拉斯加。
作为这场传奇般的故事的见证人,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一个月后来到极地,与这对历经生死的情侣重逢,并成为他们的毕生好友,在这片寒冷的地域生活了数十年。对于他们而言,这个世界充满了种种美丽的残酷与可能性,有时令人痛不欲生,有时则令人心醉神迷。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对当初在东京豪宅重遇的那一刻难以忘怀,次晨抵达阿拉斯加后,比尔一度以为自己只是在做梦——他想不到诺森仍然活着,而他还有机会与他重归于好。
在那之后,比尔没再杀过任何人。他找到了让心情获得平静的更好方式,整理二战士兵的墓地。一大片杂草丛生、难以辨识的墓地,比尔和诺森一起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清理完毕,一座座墓碑矗立在这片荒芜广袤的园地里,就像这些战士的灵魂终日与他们朝夕相处。
送走了汤姆,我打电话给两个老朋友,约他们来喝下午茶。在暖融融的起居室里,我们喝着醇厚的英国红茶,谈论着当初的一切和让这个小伙子跑到阿拉斯加的照片,应我要求,汤姆留下了它——照片上的那对恋人看起来单纯而快乐,朝这个世界露出大大的笑容。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三十年的光阴飞逝而过,坐在我面前的已不再是那两个冒然冲动的小伙子,而是历尽沧桑、携手走过人生大半的老人。我将这张珍贵的照片物归原主。
就像当初我将诺森在紧急情况下全部转移到我这里的那些照片交还给他们。
那些照片,除了他们本人,只有我和克莱尔有幸看过。
克莱尔的摄影技术是诺森亲自教导出来的。拜诺森所赐,四岁拿到第一台相机后,她就开始了在北极地区的摄影人生。为了让这个小姑娘高兴,他们两人不惜带她一起去野外扎营好几个月,踏遍阿拉斯加的每一片地域和每一个角落。他们没有子嗣,所以对我的孙女视如己出,当然,他们也很喜欢我的儿子——只是当男孩长大,他就不愿意待在这个寒冷之地过如出一辙的人生,他更乐到芝加哥、旧金山、纽约一类的大城市。克莱尔很喜欢阿拉斯加,但当然她也不会一直留在这里,她要到世界各地去继续她的拍摄生涯,现在她已经是个出色的摄影师,并准备明年在巴黎举办人生中第一次摄影展——而这是诺森终生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事。克莱尔努力劝说诺森展出这些年的照片,以匿名的方式,诺森说他会考虑。
在阿拉斯加的寒冷冬夜,我们回顾往昔,感慨万千,深深被人生触动。
诺森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命运使然。
比尔对此深信不疑。

我终于上了最后一班飞往纽约的航班。
安心地倚在座椅上,我舒了口气,本打算睡上一觉,但却久久不能入睡。思绪在这三十年间往复徘徊,我深感遗憾又不无欣慰,真相终归是要进入坟墓的——永远不为人所知。
飞机穿过极地的漫长夜,光明逐渐显露。无论暗多么漫长,光明总会到来。
转天早上十点,我准时到了圣约翰教堂,参加安东尼•诺埃尔的葬礼。教堂里聚集着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他的妻子先朝我走来,我们互相问候了彼此,我安慰了这位悲伤的老妇人,接着一一问候了诺埃尔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对我的如约而至表示了感激,并不约而同地问起纳登•诺埃尔。我告诉他们,他一直都很好,我们在几个小时前还坐在一起喝茶——听到这里,诺埃尔太太的眼泪顺颊而下。“我无比后悔当初那样对待他。”她说。
“事情都过去了,我想他早已不再恨任何人了。”我安慰她。
“但他从没提起过家人,是不是?”她悲伤地问,看着我。
我不想欺骗她。“是的。我想他不想再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我们该对他更关心些。”她重复着这句说过无数次的话。
十五分钟后,我站在静默的众人之间,看着安东尼•诺埃尔的棺木缓缓下葬,泥土落在乌木棺盖上。色大理石墓碑矗立在圣洁的墓地里,我想到阿拉斯加那片绵延无尽的墓园。
“我真的很希望他能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卡米拉•诺埃尔悲伤地说。
我扭头看着她,告诉她,“死人是不能参加葬礼的,卡米拉。无论是纳登•诺埃尔还是诺森•诺兰,都已经死了。”我又转过头,看着那座墓碑,“活着的只是个陌生人而已。”
下葬的仪式结束,人群一一走上前去,将鲜花放在墓前,寄托哀思。
轮到我了。我站在墓前,弯腰把花束放在洁白的碑台上,让他安息。
我仿佛看到他就在我面前——多年之前,那时我尚不知道诺森和比尔是何许人——将手放在我的肩上,一向冷酷犀利的蓝色眼睛里充盈着难以描述的失落和忧虑,“你是我最中意的副手,我本该交给你更重要的任务,但现在我不得不拜托你帮我完成一项私人任务,”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你可以拒绝接受,亨利。但如果你接受了,就绝不能反悔。”
“我愿意接受任何任务,无论是公是私,上校。”我说,以一副年轻气盛的口气。
“这是我最小的儿子,纳登•诺埃尔,”他递给我一张照片,“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我不喜欢他。我知道他根本不是块当兵的料,也成就不了任何事。但他参加了战争并且安然而返,有时我想,也许是我看错了。我希望他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在那张照片上,挎着相机的纳登•诺埃尔身着军装,正站在一艘战舰的甲板上。
“他改了名字,”他失意地撇撇嘴角,“诺森•诺兰。一个糟糕透顶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也许他喜欢。现在他住在纽约,是《生活》杂志社的摄影师,从小他就很喜欢摄影,我一直认为那是没出息的爱好,但他做得不错——他很擅长干这个。”
我几乎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表情是那么单纯,如同圣洁的天使。
“我接下这个任务了,”我说,“所以现在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要做些什么?”
他吃惊地看着我。“真的吗?我想你最好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够完成的,我必须告诉你,亨利,可能你得花尽人生的大半时间完成这件事。就像一件终身任务。”
“我不介意,”我把那张照片还给他,“我很乐意去完成这项任务,诺埃尔上校!”
他盯着我,足足有一分钟,他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感激的表情。“我万分感激,亨利。但你要答应我严守秘密。纳登跟一个前战友关系很好——他叫比尔,比尔•科尔曼,我这里有一份他的资料,你可以仔细阅读——我想他很喜欢比尔,看上去比尔也是。但这个年轻人给我一种毫无安全的感觉。我希望你能接近比尔,盯住他,不要让他伤害到我的儿子。现在他在一家酒吧唱歌,而我为你找了个恰当的身份,克里斯托弗•朗韦尔,孟菲斯唱片公司的经纪人。”他递给我一个密封的文件袋,“去找这个年轻人,告诉他唱片公司要签下他。”
比尔和诺森从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并非仅仅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但我已经发誓答应诺埃尔将严守秘密。所以,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事实真相是什么,甚至连诺埃尔本人也不知道——我隐瞒了一些事情,好比,当初正是我从比尔那里偷来诺森的军籍牌,丢在案发现场,将嫌疑引到诺森的身上。面对无辜的儿子却将被处决,诺埃尔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施救,并亲自出面要求他对此事保持沉默,然后将他送到阿拉斯加。为了保护比尔,诺森答应了父亲的条件,在那里独自生活着。我只是出于对于比尔越来越毫无节制的杀人感到恐惧和忧虑才那么做,相信诺森的假死将会使他彻底脱离与杀人有关的泥淖。这是最为巧妙的一个办法——让诺森成为凶手被处决,诺埃尔必然不会见死不救,而比尔又必须接受诺森已经死亡的事实,从此彻底与诺森分道扬镳。诺森“死”后,我本以为比尔会自暴自弃,没多久就重拾旧路,继续疯狂无度地杀人,最终被警方逮捕,既能让比尔罪有应得,同时又能洗脱诺森的罪名,还无辜的诺森以清白——比尔必然会在法庭上陈述当初的罪行。但比尔向来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家伙,他没再贸然去杀任何一个人,而是做了个计划——一个气焰嚣张、胆大妄为的计划,并恳求我帮他完成。他毫无隐瞒地坦承自己对诺森的爱,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也许是自己做错了,同时身不由己地被这个计划的疯狂所吸引。我接受了比尔的要求,为他打通各路关系,帮他实现计划,在最后一刻,我动了恻隐之心,悄悄联系到诺森,将比尔的计划全盘托出,诺森立刻忘掉了他对父亲的承诺,不顾一切地飞到东京,当比尔在镜子里看到他时,比尔久久地看着镜子,唯恐转身后这个身影就会消失不见。
至少在最后一刻,我做了件正确的事。
而诺埃尔本人,在事后才得知这些后,除了接受事实别无选择。起初他对我怒气冲冲,认为我不该插手比尔的死亡,他一直不喜欢比尔,认为比尔只能给诺森带来灾难。但我坚持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唯一可行、非此不可的——如果他看到诺森在阿拉斯加的生活,他对比尔的想念和无尽的消沉、痛苦与茫然。如果他真心希望诺森获得幸福和平静,就该将比尔送到诺森身边——否则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空言。是用爱建起的冰雪牢笼。
最终诺埃尔明白了我是正确的,当他见到数年后诺森第一张带着微笑的照片时。
“你是对的,亨利,”他哭了,“上帝。我好像一辈子都没看到他这样笑过。”
“现在你看到了,而且我能够保证,他会一直这么微笑着面对生活。”
现在我可以告诉诺埃尔,诺森一直过得幸福平静。他可以安心长眠,等待最终与诺森重逢的那一刻——也许直到那一刻,诺森才会明白他的父亲决非无情之人,但凡父母,都用心良苦,深爱自己的子女。他会再次成为纳登•诺埃尔,回到父亲身边,与他重归于好。
无论暗多么漫长,光明总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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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30(14:23)|【與M或N無關的故事】コメント(7)トラックバック(0)TOP↑
好?心看到Katt更新?~我就猜今天可以~

写了好多?...慢慢看~

katt加油~
From: jane * 2011.04.30 15:02 * URL * [Edit]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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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2011.05.01 14:51 *  * [Edit] *  top↑

努力地不把他们的影子强加在他们身上,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不可知否的是,这是我在k打这里潜伏了五年多第一次让我决定写些什么的文章。谢谢K大的文字。
From: menta * 2011.05.02 01:48 * URL * [Edit] *  top↑

想到了《天鹅绒金矿》。很精彩。
From: Melcric * 2011.05.04 23:34 * URL * [Edit] *  top↑

“深邃沉静的蓝眼睛”, “金发碧眼”

其實KATT姐是有意讓我們想起N和M嗎w?
From: ManDy. * 2011.05.09 00:33 * URL * [Edit] *  top↑

依然是很喜欢的一篇文,虽然KATT姐写的不是MN。但还是让我强烈的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这样也不错呢~KATT姐加油。~
From:  * 2011.06.13 20:02 * URL * [Edit] *  top↑

这篇这么跌宕起伏的文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诺森杀人那段,因为如果是N,或者说是这样设定下的N绝不会那么做。姐姐根本就放不下他们。姐姐我可以认识你吗?
From: 夜神巧克力 * 2011.09.06 12:43 * URL * [Edit]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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